中國的復興和中國文化的品格決定了中國能為擺脫西方大國爭霸的傳統(tǒng)邏輯、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提供智慧。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中國已經(jīng)基于自己的文明積淀提出了建設和諧世界的目標，向世界表明和平發(fā)展的意圖，表明要構建和平發(fā)展、合作共贏新型大國關系，而不做自私而貪婪的權力和利益的攫取者，不做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信奉者，不做霸權的追逐者。獨特的文化積淀使中國有能力為新型大國關系的構建提供豐富的營養(yǎng)，中國的發(fā)展和復興使其有能力承擔建設新型大國關系的歷史使命。中國文化中的整體主義世界觀、尚中和合的理念和關系性思維方式使中國的對外政策體現(xiàn)出了一種全球胸懷、寬容的態(tài)度與和平主義精神。中國認為，中國經(jīng)濟和社會的發(fā)展并不必然導致其他大國影響力的下降，中國的崛起并不必然伴隨其他國家的衰落，大國之間的關系不再是一種零和游戲。因此，中國的發(fā)展應該產(chǎn)生的是一種共生共榮的境界。十八大報告提出，中國主張“在國際關系中弘揚平等互信、包容互鑒、合作共贏的精神”，“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國發(fā)展時促進各國共同發(fā)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發(fā)展伙伴關系”，“中國將繼續(xù)高舉和平、發(fā)展、合作、共贏的旗幟，堅定不移地致力于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fā)展”，與發(fā)達國家“拓寬合作領域，妥善處理分歧，推動建立長期穩(wěn)定健康發(fā)展的新型大國關系”。28構建新型的大國關系，是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模式的一部分，也是中國構建和諧世界努力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
需要指出的是，我們在強調(diào)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對塑造新型國際關系模式、特別是新型大國關系模式的意義時，不能認為是試圖恢復古代東亞地區(qū)的朝貢體系。古代朝貢體系的不平等性是得不到包括中國在內(nèi)的世界各國的歡迎的;而朝貢體系下中央國家只注重“名分”而不注重“實利”的行為模式，在當今時代也是任何一個大國所擔當不起的。中國文化具有強大的包容性，決定了中國可以吸取外來文化的一切積極因素以推動新型國際關系的建構。
注釋
1、19江西元：《大國關系與文化本原》，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第105、28～29頁。
2、陳曉律：“歐洲民族國家演進的歷史趨勢”，《江海學刊》，2006年第2期。
3、李濱：《國際體系研究：歷史與現(xiàn)狀》，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93頁。
4、轉(zhuǎn)引自王堂家等：《17世紀形而上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08頁。
5、[德]尤爾根·哈貝馬斯：“歐洲民族國家——關于主權和公民資格的過去與未來”，《包容他者》，曹衛(wèi)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6頁。
6、7馬德普：《普遍主義與多元主義——霸權主義與恐怖主義的文化根源及其關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1、41頁。
8、趙汀陽：《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97頁。
9、參見叢日云：《在上帝和凱撒之間——基督教二元政治觀與近代自由主義》，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3年。
10、陳獨秀：“東西民族根本之差異”，《新青年》，第一卷第4號。
11、[英]赫德利·布爾：《無政府社會：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2版)，張小明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第19～21頁。
12、[美]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秦亞青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
13[德]尤爾根·哈貝馬斯：《后民族結構》，曹衛(wèi)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
14[德]康德：“世界公民觀點之下的普遍歷史觀念”，《歷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12頁。
15盛洪：“在儒學中發(fā)現(xiàn)永久和平之道”，《讀書》，2004年第4期。
16曹衛(wèi)東：“后民族結構與歐洲的復興”，《讀書》，2003年第7期。
17參閱：李慎之：“全球化與中國文化”，《太平洋學報》，1994年第2期;盛洪：“從民族主義到天下主義”，《戰(zhàn)略與管理》，1996年第1期;何芳川：“‘華夷秩序’論”，《北京大學學報》，1998年第6期。
18林利民：“21世紀國際體系轉(zhuǎn)型析論”，《現(xiàn)代國際關系》，2009年第6期。
20趙汀陽：《沒有世界觀的世界》，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63頁。
21秦亞青：“作為關系過程的國際社會”，《國際社會科學》，2010年第4期。
22李少軍：《國際政治學概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23頁。
23宮玉振：《中國戰(zhàn)略文化解析》，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2年。
24趙汀陽：《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
25半月述評：“新型國際關系的新發(fā)展”，《世界知識》，1954年第15期。
26李義虎：“論21世紀的新型大國關系”，《教學與研究》，1999年第5期。
27劉中民：“中東伊斯蘭地區(qū)與國際體系的關系緣何緊張?”，《國際觀察》，2009年第5期。
28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7～48頁。
Cosmopolitanism in Oriental Wisdom
—On the New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China Pursues
Wang Mingjin
Abstract: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system originated from Western Europe and was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the nation-state convention, with the Western history and culture as its foundation. Individualism, universalism and binary thinking that are unique to the Western history and culture imbue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ith the feature of power politics and the logic of hegemonic competition. The nuclear weapons and global issues make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based on the Western logic of power politics have no fu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peaceful rise of China, establishing ne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cause to build a harmonious world. The profound Chinese culture can provide inspiration for establishing the ne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Keywords: International system, new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cultural factors, peaceful development, universalism
【作者簡介】
王明進，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
研究方向：歐洲一體化、政黨政治、中國對外關系。
主要著作：《聯(lián)合背景下的跨國政黨》、《大國安全觀比較》、《國際戰(zhàn)略學》、《政黨政治視角下的歐洲一體化》、《政黨與政黨體制》(譯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