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比較方法用于政治學分析由來已久。比較政治學作為一門獨立的政治學分支學科，興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一大批發(fā)展中國家擺脫殖民統治、贏得國家獨立，這些國家走什么樣的現代化道路、如何實現現代化、怎樣獲得持續(xù)發(fā)展，成為比較政治學重點關注的問題。

從以往的研究來看，比較政治學研究較多關注制度比較，即預設一種理想的制度模型，以此為標準去衡量研究對象的政治制度。從制度模型視角進行比較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政治學研究方法、充實了政治學理論，但也存在明顯缺陷。早在古希臘，就有學者在比較了100多個城邦政體后指出，在一個城邦表現優(yōu)良的政體，在另一個城邦可能就是無效政體。有政治學研究者認為，各國政治制度之間最重要的分野，不在于治理的形式，而在于治理的效能。事實上，當今世界實行同樣政體的不同國家，其治理狀況也有著天壤之別。這顯然不僅僅是制度本身的問題，還存在治理能力的巨大差異。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是對各國治理能力的一次大檢驗，也為比較政治學研究提供了重要案例。新冠肺炎疫情是全人類共同的敵人，在不同國家發(fā)生。各國制度形態(tài)不同，應對這一挑戰(zhàn)的理念、政策、效果也不同。感染率、死亡率、經濟復蘇情況等都可作為衡量制度效能、治理能力的標準。從治理能力、治理效能等方面綜合進行比較研究，同時考慮國情差異、文化差異，這樣的研究才更有解釋力和說服力。可見，評價一種制度的優(yōu)劣，離不開對治理效能的考察。國家治理能力體現制度效能，有必要將國家治理能力研究作為比較政治學的重點研究領域。

政治學是歷史的產物，不同時代有不同的政治學。我們不能把既有的西方政治學理論視為政治學理論本身，認為研究這些就是研究政治學；也不能在實證研究中聚焦一些碎片化問題，純粹為了研究而研究。從歷史角度來看，政治學首先是立足本國實際的治國理政學說，不能離開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來構建政治學理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時代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豐富實踐是理論和政策研究的‘富礦’”。當代中國正經歷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chuàng)新，這為中國政治學創(chuàng)新發(fā)展提供了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對于當代中國政治學研究者而言，應潛心研究當下的“新歷史”，以我國政治實踐為立足點，提出具有主體性、原創(chuàng)性的理論觀點，從實踐出發(fā)深入闡發(fā)政治運行特點，不斷豐富政治學理論體系。一個時期以來，越來越多的國外政治學研究者致力于探索解釋中國經濟快速發(fā)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wěn)定奇跡背后的政治制度和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等原因。作為當代中國政治學研究者，尤須扎根中國大地開展研究，圍繞我國政治發(fā)展進程中的特殊問題，圍繞我國和其他國家發(fā)展面臨的普遍問題，提出體現中國立場的理念、主張、方案，努力形成自己的研究路徑、研究方法和學術流派。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對“十四五”時期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出重要部署，為政治學研究者把握新時代的新特征新趨勢、進一步深化治理理論研究提供了更加明確的方向。中國政治學界應基于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實際，結合中國語境和實踐對治理理論進行多樣化闡述、本土化提煉，圍繞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開展研究，為治理現代化提供政治學學術支持。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立足中國大地不斷豐富發(fā)展中國政治學，構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政治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是中國政治學研究者肩負的歷史使命。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