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 向

現(xiàn)在基本可以歸納9·11后西方的治理邏輯。國家安全在恐怖主義威脅下嵌入到新自由主義的話語體系中，成為治理前提。對外，主權在例外狀態(tài)下發(fā)起反恐戰(zhàn)爭，通過國家機器對暴力的消耗來逾越人權保障，并將對敵斗爭在政治神學的語境中形而上為一種神圣性，成為正邪之間的對抗。[13]對內治理則形成一種混合形態(tài)：一面是金融資本催化下的符號經(jīng)濟[14]通過擬像和景觀的編織來誘導技術、知識和人口流動；另一面此流動性被置于規(guī)范性的全時全景監(jiān)控之下，來鑒別、篩選哪些是可以交換和流通的，哪些則不行，以預防危險，而不是簡單地通過隔離和限制來阻礙流動。由此看出，當下西方治理邏輯在安全前提下的演化基于市場及資本流通，對社會流動進行“過濾性引導”，且保持此監(jiān)控機制與主權祛敵機制之間的差異化。

此治理模式也伴隨著壓抑的同質化危機。安全前提下的監(jiān)控和引導不僅與自由市場理念及其對流動性的保障相左，而且在日常生活中與事件的偶然性和突發(fā)性相矛盾，更通過同質化的公共福利體系和功能性消費限制社會流動中個人欲望的異質性及其行為的多樣性。在生命政治視域下，此流動中的多樣及異質性可追溯至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對西方生命原則的定義：psukhe?，即生命（活）力。[15]西方治理邏輯的本質可視為在維系生命流動性的前提下，通過不斷創(chuàng)造多樣的技術、裝置和方式，作用在不同的生命形態(tài)及流動載體上（比如：人類作為一種生命形態(tài)的同時也是生命流動的載體之一），來引導此流動過程中釋放的活力，同時又基于安全性和功利性對此流動進行有效地甄別和分化，以處理那些不可被生產(chǎn)同化卻是此生命流動所固有的異質性因素，比如：暴力、癲狂和疾病等等。在1980年代前，工業(yè)資本生產(chǎn)體系在安全和功利前提下利用且束縛主體創(chuàng)造性，在勞動中榨取其生命力并表述為勞動力，市場機制則通過大眾消費（或者叫趨同性消費）使被生產(chǎn)占據(jù)的勞動力以商品崇拜的方式流通起來。面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西方對流動性的治理在全面金融化形成之前，難以擺脫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和大眾消費的同質化危機對個體及群體行為的限制和壓抑。

這種情況也催生了二戰(zhàn)后從此危機中逾越而出的路徑，即（新）自由主義轉向。此轉向被福柯視為對自由主義的反思，從策略上將其解讀為市場流通機制在事物離散的分布和交換環(huán)境下，源自理性博弈行為間的因果聯(lián)系，所引發(fā)的社會自在且多向流動的內在技藝或技術，以驗證其與主權中心化及國家監(jiān)管之間的斷裂和差異。[16]而?？聦Υ宿D向的曖昧態(tài)度主要基于兩點。

其一是其對“治理理性（governmental rationality）”的定義。治理之所以區(qū)別于主權統(tǒng)治和國家規(guī)范管控，關鍵在于其立足于技術和策略，通過知識、話語和“物”的布置，在權力實踐中為“所思與所行（thinking and acting）”的可能性創(chuàng)造條件。治理的本質并不只是在無所不知的理性范疇內建構所知和可行的一致或統(tǒng)一性，而是要尋求和容納那些既對治理者“可思（thinkable）”又對被治理對象“可行（practicable）”的行為或活動方式。[17]換言之，所謂的治理（術）是在與主權和安全管控機制的差異和對峙中，及其所知范圍以外，凸顯社會流動中所包含的不可知性和不可控性，從而在技術和策略上于主體化過程中實現(xiàn)多樣乃至異質性的共存。

其二是流動性中異質化的凸顯效應進而驗證了其與市場流通環(huán)境的交織。這意味著西方治理在主權和國家監(jiān)控機制維護的安全空間之外，重視自由流通中的不定因素和偶然事件，以及它們引發(fā)的不同行為及活動在交匯中產(chǎn)生的因果關系。[18]如果說，監(jiān)控邏輯總是將對不安定因素的排除或控制視為社會流動的安全保障，那么對新自由主義轉向下的治理邏輯而言，不安定因素則是個體欲望、意愿和行為在流動及競爭環(huán)境中不可避免的風險。治理的目的并不是強制性地消除這種不可控性，而是基于功利原則，通過計算、衡量、轉化和利用，將其控制在為保證安全所能容忍的最低限度以內。換言之，在市場流通和功利環(huán)境下要能容忍一定數(shù)量的不可控因素。對“灰色地帶”的容納，是因為其在不威脅安全的前提下能起到促進經(jīng)濟發(fā)展的作用，即消極性需求（the negative demand）。[19]

救 贖？

新自由主義轉向中的治理邏輯打破了凱恩斯主義（Keynesianism）的政府干預以及社會民主模式下建立的從“搖籃到墓地（From cradle to grave）”的公共福利體制，貌似將社會流動中的異質性和主體化過程中的個人自由從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的同質化危機中逾越而出。但其能否成為西方現(xiàn)代化的救贖？抑或陷入新的困境？立足于當下，此轉向卻形成了更隱蔽且更具滲透性的社會控制。此困境源于后現(xiàn)代語境中的反抗理論及行動拋棄了傳統(tǒng)左翼對立統(tǒng)一的批判邏輯，在斷裂性和事件化的歷史編撰中過于強調權力實踐中行動與行動之間離散的因果關系。比如，?？略谧晕覑圩o的個人主義倫理觀下堅持自我治理的主體化技術與安全規(guī)范機制之間的異質化。這種“異托邦”式的自我技術能在自由主義的語境中，揭示規(guī)范且同質化的管控機制以外社會流動所固有的主體異質性，即不可被資本生產(chǎn)取代的生命張力，以及無法被大眾化消費同化的欲望消耗。但是，對此異質性進行的疏導卻不得不在流動中面臨金融資本的誘導，而被金融化再次束縛。

這種束縛首先源于金融資本的壟斷，而此壟斷不得不回溯至新自由主義經(jīng)濟理論及其知識體系的產(chǎn)生。與自由主義及（新）古典政經(jīng)傳統(tǒng)（包括重農(nóng)及重商主義）不同，新自由主義話語體系對政治經(jīng)濟學中的“經(jīng)濟主權（economic sovereignty）”和“經(jīng)濟治理（economic government）”進行了消解，將主權或國家理性以安全之名對市場的干預進一步削減，使市場流動不再成為主權或國家理性為驗證其公正而進行資源分配的工具。簡言之，國家要在市場流動中成為“瞎子”。而且，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強調貨幣體系的去國家化（de-nationalisation）和去領域化（deterritorialisation），以最大限度實現(xiàn)無干預的市場流動。這已擺脫了凱恩斯主義對主權國家及其法幣體系（fiat money）的依賴以及亞當·斯密（Adam Smith）關于貴金屬本位制的商品貨幣理論，并伴隨著信用貨幣（credit currency）的發(fā)明，強調金融機構對加速市場流動以及微觀經(jīng)濟層面交易的重要性，從而為金融資本主導的治理模式奠定了理論基礎。[20]

其二，基于新自由主義轉向對社會流動及競爭中“灰色地帶”的包容。這種包容和疏導一方面放大個人欲望，在競爭中加速市場流動和經(jīng)濟增長。另一方面也默認競爭中所產(chǎn)生的風險，比如：失業(yè)和貧窮，并在不威脅生命安全的前提下，將此貧窮容納為灰色地帶，即相對貧困（relative poverty）。換言之，不將貧困視為一種必須消除的危險，而當作一種流動和競爭中固有的風險。而在相對貧困中激發(fā)出來的個人欲望、意志乃至野心卻在同質的生產(chǎn)和壓抑的大眾化消費以外，為資本的無限增值提供新的動力。新自由主義治理（術）不僅把相對貧困以及產(chǎn)生貧困的競爭機制作為灰色地帶加以維系，更通過金融機構的介入，以“創(chuàng)業(yè)”和“借貸”的方式，為不平等的個體提供看似“平等”的參與競爭及向上流動的機會。在此模式下，資本主義自我維系的動力不再基于生產(chǎn)及其異化的勞動力，而來自每個個體，無論其貧富，在流動及競爭中不斷從主體固有的生命活力及其潛意識涌現(xiàn)出來的欲望、夢想和野心等不可被生產(chǎn)同質化的象征資源。而這種“浮動”于生產(chǎn)現(xiàn)實之上的象征資源，則被金融知識體系及信貸工具占據(jù)和利用，將資本增值嵌入到無窮的欲望釋放及消耗中，并將其呈現(xiàn)為“不甘平庸的個體在競爭中的自我投資”。在這樣的話語表述中，新的引導方式正在形成，以建構一種敢于承擔風險并從中尋求機遇的冒險型主體。其不再甘于默默無聞的生產(chǎn)，僅拿著拮據(jù)的工資，在國家及公共福利體系的“照看”下，過著安定、平等，卻趨同也缺乏激情的生活。至此，新自由主義對流動性的引導在馬克思主義對勞動主體“異化”的批判下對市場競爭及消費物像的誘導進行修正，成為主體固有的活力及欲望在不局限于必要勞動的情況下，從生產(chǎn)中逾越而出，在勞動力的交換價值表述以外，尋求“自我增值”的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21]換言之，驅動資本的動力不僅僅是機器再生產(chǎn)，更多地是難以被生產(chǎn)抑制的內在活力和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