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代哲學家王陽明的“致良知”學說促進了儒學的普及與世俗化，以“知行合一”的教化原則推動了道德實踐。但由于“致良知”學說存在“認心為理”“以心顯性”的弊病，容易使人產生誤解和教條認知，因此在弘揚“致良知”學說時，需要補偏救弊，對古代“致良知”理論進行理性化、系統(tǒng)化、現代化的創(chuàng)造性轉換。

【關鍵詞】陽明心學  知行合一  “致良知”學說    【中圖分類號】B248.2    【文獻標識碼】A

作為明代儒學的主要代表，王陽明的“致良知”學說在儒家教化領域具有特殊地位和積極功用。近年來，隨著國學復興，社會上也出現了“心學熱”“陽明熱”，使得“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成為熱點。然而，一些人對“致良知”學說一知半解卻盲從跟風、誤解取偏，產生了教條思維。因此，我們有必要對此進行糾偏。

“致良知”學說促進了儒學的普及與世俗化，以“知行合一”的教化原則推動了道德實踐

首先，“致良知”理論便于理解。王陽明認為，“良知”人人具足，在圣不增，在凡不減，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只需內求自心良知便可超凡入圣。因此，“致良知”不必建立在飽讀詩書的基礎上，婦孺老幼皆可體會，白丁百工俱能日用。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不過是良知的外在顯現，良知體認到家，剩下便是知行合一的實踐。“心即理”的思想更是直接將良知和天理相融合，將抽象的天理簡化為可感知的良知，雖偏于主觀，但便于理解。“致良知”講究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啟發(fā)學生深入思考探尋。

其次，“致良知”理論有利于促進儒學的普及與世俗化。在教化的目標上，朱熹與王陽明都主張成為圣賢，但王陽明教化的范圍更廣。清代學者焦循認為：“紫陽之學所以教天下之君子，陽明之學所以教天下之小人。”王陽明認為，四民（士、農、工、商）異業(yè)而同道，皆可教化。他一直注重教育，親自講學并創(chuàng)辦書院，有效改善了一些地區(qū)的不良風氣，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當時南方地區(qū)已趨向惡化的社會矛盾。其后學門人與追隨者，繼續(xù)在各地講學，發(fā)揚仁愛親民的風格，對穩(wěn)定明代社會有積極作用。例如王艮、王畿、顏鈞、羅汝芳、李贄等，皆廣收來自社會各個階層的弟子，甚至是女學生，這些均有利于儒學的世俗化與普及，特別是王艮創(chuàng)立的泰州學派，有名可考者達487人，“上至師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下逮士庶樵陶農吏，幾無輩無之”。時至今日，尋常百姓的口頭禪“天理良心”依然反映出在人們的習慣中，天理和良知是一個統(tǒng)一的整體，可見“致良知”學說數百年來產生的巨大影響。

再次，“致良知”學說提倡去私欲，抑制社會流行的功利主義思想。王陽明指出，幾千年來，功利主義思想之毒彌漫，深入人們的骨髓，儒生熱衷于功名仕途，導致圣人之學日漸晦暗，以至于很多人才學越高，功利越重；官品越高，欲壑愈深。相較于朱熹所說的“滅人欲”，“致良知”更加提倡從內心克己制欲，即剿滅“心中之賊”于未萌發(fā)與萌發(fā)之際，有效克制了功利主義帶來的流毒。

最后，“致良知”學說以“知行合一”的教化原則促進了道德實踐。王陽明指出，在道德修養(yǎng)中，真知必然付諸于實踐。傳統(tǒng)讀書人的辭章美言、記誦博學不再被認為是真知，真知需要表現為實際行動。他考慮到士人常將知與行視作兩個部分，而非統(tǒng)一體，故提出真知未有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他舉了這樣的例子：正如必然肚子空了人才感到饑餓，品嘗過后才明白味道；言辭中說得如何孝悌，畢竟在自己家庭中做出來才算孝子；紙上談兵無意義，唯有力行方為真知。這樣的主張促進了道德實踐，在當代則表現為知行合一的美德。

“致良知”學說“以心顯性”的哲學風格容易造成一定的理解偏差

“致良知”學說雖長于決斷，但卻短于思辨，其“認心為理”“以心顯性”的哲學風格固然發(fā)揮了極大的主觀能動性，但也容易造成一定的理解偏差。

其一，對“心外無物”“心外無理”“道問學”等不當解讀導致主觀唯心主義與廢學現象。良知若為天理的源頭，則無需在事物上尋理。對于自己早年“格竹求理”，王陽明指出，向竹子格物尋理是無用之功。固然王陽明未反思其方法是否得當，但他得出“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的結論，實際上與“心外無理”是一致的。王陽明為挽救當時學術之支離，提出內求于心，這雖然有重要意義，但卻沒有客觀看待世界，帶有一定的主觀唯心主義色彩，后學極容易從“心外無物、心外無理、心外無事”等命題走向徹底的主觀唯心主義。王陽明所說的“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引發(fā)明代廢學現象，在當代也引發(fā)了人們的重視。有的教師在學習心學著作后，對此類話語產生誤解和教條認知，竟認為科學知識是多余、無用甚至有害的，從而錯誤地將德育和智育對立起來，結果使聰慧多聞的學生成為了反面對象，重演歷史上的廢學現象。

其二，“良知決定論”助瀾晚明自由、狂傲、玄虛的風氣，對社會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良知理論賦予學人極大的自信心與能動性，有一定的思想解放性，使人們做一切事只遵循內心良知，外在的圣賢先儒不再是權威，不必再奉行“君子思不出位”“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等教言，進而產生“良知決定論”。盡管這強化了社會個體的主人公意識，提高了社會個體的責任心與自信心。但自信與狂傲往往容易混淆，“循良知而動”很容易轉化為“隨心所欲”“為所欲為”等自由主義泛濫風氣，此種現象造成了明末社會的混亂。

其三，現實中曾產生基于王學的宗教化與極端化傾向。朱熹重在弘道，陽明重在傳道。陽明心學尤其是后學具有宗教性特征，容易導致儒學的宗教化傾向。“信良知”固然為陽明學說的傳播帶來了便利，減少了無謂的學術流派爭端，但也削減了探索真理之客觀精神。由此，探索交流的道路便逐漸閉塞，難以包容不同見解，反而偏離了學說本身的初衷。另外，“致良知”在擴大受眾、簡化功夫的同時，也不免因被誤讀而出現極端化傾向。例如近代日本存在一種“烈火式”的陽明心學，偏離了中和之道，被稱為“力行哲學”“大無畏哲學”“行動之哲學”等，甚至作為武士階層練膽的工具，過分強調“知行合一”“即知即行”的行動力，滋生了不少激進行為，強調“對良心的皈依”“徹底的行動主義”“內心的純粹”以及“至誠積極”的獻身主義等，容易被軍國主義所利用，為激進狂熱的武士道軍國主義行為提供理論支持。

弘揚“致良知”學說，需補偏救弊，進行理性化、系統(tǒng)化、現代化的創(chuàng)造性轉換

弘揚“致良知”學說，要對儒學中提倡的“良知”予以辯證審視，進行現代性轉化。儒學中的“良知”雖形式簡單，但各學派見解復雜，并不容易理解透徹。將個體的“良知”作為哲學本體的唯心傾向雖然存在一定的短板，但其中的道德主體性與主觀能動性依然對當今社會道德體系的建構具有啟迪意義。如今我們提倡“良知”，更要注重樹立道德底線，將愛國心、同情心、仁愛心、謙讓心、好學心等具體可感知的品德集中融入道德教育中，創(chuàng)造性地對古代“致良知”理論進行轉化。

弘揚“致良知”學說，要著重體現中庸之道、中和之氣與人文關懷。“致良知”理論是對《大學》《中庸》的重新闡發(fā)，我們要秉承中庸的精髓，展現人道關懷。而功利化、極端化、絕對化、宗教化的取向，均偏離了中庸之道。傳統(tǒng)文化歸根結底要落實于人們身心境界的提升，我們要以求真務實、破除迷信、打破教條的科學精神，實事求是地保持清醒頭腦，謙虛好學地緊隨科學發(fā)展，中正平和地繼承中庸美德。

（作者分別為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博士后；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博士后）

【注：本文系北京大學翁洪武科研原創(chuàng)基金的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①[明]王守仁著，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王文成公全書》，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

責編/王妍卓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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