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親信專權”是韓國現(xiàn)代化模式與傳統(tǒng)政治文化相結合的產物，其實質是權貴政治，再次暴露了西方民主嫁接到東方文化土壤里出現(xiàn)水土不服的老問題；作為特殊地緣環(huán)境下生存的小國，韓國警惕大國又依賴大國的矛盾心理在國民與總統(tǒng)、在野黨與執(zhí)政黨之間造成了分裂，從而難以形成強有力的領導，以對當下國家發(fā)展困境作出關鍵性抉擇。

【關鍵詞】親信“專權”   權貴政治  小國之殤    【中圖分類號】D73/77    【文獻標識碼】A

在遭遇了朝鮮連續(xù)核導試驗，“薩德”入韓，三星、現(xiàn)代等大財團經營危機之際，韓國又陷入了“親信干政”帶來的政局混亂中。與歷次韓國總統(tǒng)執(zhí)政末期貪腐丑聞不同的是，這次事件中糾纏著樸槿惠的悲情經歷、親信“專權”乃至邪教謎團，把韓國民主政治生態(tài)之怪現(xiàn)狀淋漓盡致地表現(xiàn)出來，在世界范圍內引起巨大反響。

韓國“親信干政”事件再次暴露了西方民主“嫁接”的老問題

此次“親信干政”事件全面充分展示了韓國政治“水面下”的復雜性。自上世紀80年代韓國開啟民主化進程以來，總統(tǒng)“丑聞”導致總統(tǒng)不能善終，早已成為韓國的“政治魔咒”。民主選舉的六位總統(tǒng)或以自殺謝罪，或被送上審判臺，結局最好的也是帶著遺憾退出政壇。這些總統(tǒng)的命運折射出了韓國民主政治的痼疾。

一般認為，韓國是典型的權貴資本主義國家，這是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與韓國現(xiàn)代化模式、政治文化共同作用的結果。

從政治文化上看，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韓國踐行憲政民主、全民選舉已近30年，這期間韓國的政權在不同黨派之間順利交替，司法和輿論的獨立性大為改觀，市民組織和民眾政治參與也蓬勃發(fā)展，但仍舊無法根本改變權貴政治賴以產生的社會文化土壤。在東亞儒家文化圈里，韓國社會的“人情”色彩比中國更重。韓國社會里存在的“學緣”、“地緣”和“親緣”為代表的私人關系，具有強大的資源動員能力，這使韓國社會普遍信任親信、服從位高年長者而缺乏對制度的尊重。這種文化傳統(tǒng)根深蒂固地浸透在韓國社會的各個方面，導致長期以來，無論是聲稱不差錢的“保守派”還是標榜道德高尚的“進步派”都被親信人情所拖累。

說到底，韓國“親信干政”事件再次暴露了西方民主嫁接到東方文化土壤里出現(xiàn)水土不服的老問題。正如許多政治學家所強調的，西方多黨民主制度所需要的是法治傳統(tǒng)、理性的選民、成熟的政黨政治等條件，這些韓國并不充分具備。

首先，韓國國民政治素養(yǎng)缺乏，無法將“選賢”與“人情”劃分開。在樸槿惠競選過程中，其以父母被刺殺、終身未嫁的悲情經歷進行了成功的“形象營銷”，用韓國人對樸正熙時代“漢江奇跡”的懷念構建了國民對“樸家人”的信賴，用完美的政治演說宣揚謀求國民幸福和南北信任進程。凡此種種都正中韓國社會“靶心”，使樸槿惠能夠在保守派政黨盡失民心時幾次力挽狂瀾，但選民卻忽視了樸槿惠特殊的個人經歷，以及早期較為封閉的生活所導致的性格和政治傾向的偏執(zhí)、領導經驗的欠缺。

其次，韓國也未形成成熟的政黨政治。與西方政黨代表長期以來形成的固定的利益集團不同，從李承晚政府開始，韓國的政黨就是政治人物獲取權力的工具。盡管法律、制度與西方先進國家無異，韓國國民也受美國民主教育幾十年，但幾十年來，韓國的政黨一直處于分裂、重組、合并的循環(huán)當中，始終是以政治人物為主的政黨文化，而沒有形成穩(wěn)定獨特的政黨意識形態(tài)。在此環(huán)境下，韓國難以選舉產生行政能力和社會整合能力出色的領導人。實際上，環(huán)視當下西方的選舉亂象，候選人的政策越來越趨同，誰能當選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良好的形象、優(yōu)秀的選舉團隊、強大的政黨和資金支持。除此之外，地域主義等非理性因素也左右著選舉結果。因此，追求公正、平等的選舉制度，在西方逐漸演化為利益集團政治，來到東方國家，則多為家族政治、權貴政治。如何選出好的領導人，仍是韓國乃至整個西方選舉制度面臨的本質問題。

總統(tǒng)悲情，實質是小國之殤

在現(xiàn)實主義叢林法則下的世界，小國政治本來就容易受大國影響。韓國又是一個身處特殊地緣環(huán)境下的小國。歷史上，朝鮮半島先是在中國的朝貢體制下生存，后又是在日本的殖民統(tǒng)治中殘喘，建國后在美蘇中三國夾縫之中掙扎，冷戰(zhàn)后在中美博弈中發(fā)展。韓國前總統(tǒng)樸正熙在《我們國家的道路》中傷感地認為：“如果我們的歷史是一部受難和外部入侵的歷史，那么這是由朝鮮的地緣政治環(huán)境造成的。”金大中更為明確地指出：“朝鮮的歷史是這個國家的人民對其地緣政治命運的挑戰(zhàn)史。”

特殊的地緣環(huán)境和歷史經歷，造就了韓國既警惕大國、崇尚自主，又不得不依賴大國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對歷史上長期飽受強國侵略和殖民的苦難命運刻骨銘記，對大國的干涉和影響異常敏感，形成了朝鮮半島民族性情剛烈、自尊心強、不易妥協(xié)的民族性格。韓國民眾常以斷指、切腹、絕食等極端方式抗議日本在歷史和領土方面的問題。但另一方面，韓國卻又無力擺脫大國的影響。作為曾經日本的殖民地和現(xiàn)如今美國的盟國，國內政治勢力無不有大國的背景。無論是李承晚的美國背景，還是樸正熙的日派出身，這樣的國家，政治上必然受制于大國。韓國的兩次軍事政變，正是軍人借助美國對時任總統(tǒng)的不滿而完成的。進入21世紀，在中美西太平洋激烈的較量下，樸槿惠在中美之間左右搖擺，這表現(xiàn)為：部署“薩德”系統(tǒng)、與日本在慰安婦問題上和解、簽訂軍事情報保護協(xié)定，引發(fā)民眾、在野黨對其不滿，加深了韓國政治的分裂。

與西方國家已經成熟的市場和社會力量不同的是，韓國是典型的后發(fā)國家，在國家發(fā)展的不同階段，以強有力的領導對新問題作出關鍵性決策，是這類國家成功的重要因素?；仡欗n國崛起之路，通過上世紀60-70年代權威體制下強有力的領導，徹底實現(xiàn)了由貧困經濟體向外向型經濟體轉型的“漢江奇跡”；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際，金大中通過發(fā)起“全民獻金運動”和大刀闊斧的改革，完成了從低級產品出口型經濟向高科技型經濟的轉變，成為克服金融危機的“優(yōu)等生”。作為全球第11大經濟體，當下的韓國正面臨一場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疲軟、安全威脅升級、社會老齡化和勞動力減少所帶來的“復合式危機”。

可以說，樸槿惠的政治命運是她個人經歷、韓國政治文化以及地緣政治共同作用的結果。就此而言，樸槿惠個人是否提前下臺及怎樣下臺，或許并不是最重要的。人們期待眼下這場危機能夠引發(fā)韓國民主政治的深刻變革，以打破“總統(tǒng)政治魔咒”，產生一個真正有智慧的政治家，來對經濟、政治和社會進行強有力的領導，從而使韓國在中美博弈競爭中縱橫經略，實現(xiàn)民族經濟的再度振興。這才是當下韓國政治的根本命題。

（作者分別為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導，山東大學威海分校東北亞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注：本文系北京師范大學自主科研重點項目“‘一帶一路’ 與亞歐區(qū)域關系研究”（項目編號：SKZZB2015045）成果之一】

【參考文獻】

①閻學通：《改革能力影響國家實力》，《人民日報》，2016年10月16日。

責編/譚峰    美編/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