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共產(chǎn)黨對法治有著堅定的信念和執(zhí)著的追求。從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chǎn)黨幾代領導集體就開始對“依法治國”進行艱辛探索。1954年憲法為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和建立社會主義法制奠定了初步的基礎。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zhí)法必嚴，違法必究”的“16方針”。1982年憲法的通過，為新時期的中國法治打下了堅實基礎。改革開放后，黨的執(zhí)政方式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轉變。八屆人大四次會議的一系列文件將“依法治國”作為一項根本方針和奮斗目標確立下來。在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法治中國”概念。這是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基本方略和目標的豐富與深化。

【關鍵詞】法制  法治  依法治國  法治中國  中國共產(chǎn)黨

【中圖分類號】D92                    【文獻標識碼】A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chǎn)黨幾代領導集體對“依法治國”的探索歷盡艱辛。從開國大典前夕《共同綱領》中的法制萌芽，到民主法制探索之路中斷；從十一屆三中全會法制建設的“16字方針”，到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從十六屆六中全會將“法制”置于和諧社會的主要任務之首，到十八屆四中全會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我們都可以看到中國共產(chǎn)黨對法治的堅定信念和執(zhí)著追求。

中華重鑄，法制初成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chǎn)黨已經(jīng)成為執(zhí)政黨，新生政權面臨著兩方面的任務：一是鞏固人民民主專政政權、保衛(wèi)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成果；二是在全國范圍內廢除國民黨政權的一切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徹底摧毀舊的社會制度和社會秩序，建立新的社會制度和社會秩序。在這個過程中，一項重要的基礎性工作，就是依法確定人民的權利、國家政權的性質等核心問題，即憲法問題。早在解放戰(zhàn)爭時期，毛澤東就強調指出：“關于憲法，近期內不會頒布，過早頒布也是不利的，但目前應該著手研究。”①1949年9月29日，有各民主黨派參加的新政協(xié)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共同綱領》，在當時制憲條件還不成熟的情況下代行憲法職能，使新生的人民民主專政政權具有法律基礎和依據(jù)。

在社會主義改造即將完成之際，毛澤東積極倡導憲法的制定。他指出：“一個團體要有一個章程，一個國家也要有一個章程，憲法就是一個總章程，是根本大法。”②毛澤東積極組織憲法的起草工作，經(jīng)過反復征求各方面意見，1954年9月15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對國體、政體、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等作出規(guī)定。這部憲法為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和建立社會主義法制奠定了初步的基礎，它是《共同綱領》的繼承和發(fā)展，實現(xiàn)了馬克思主義法治思想中國化的第一次創(chuàng)新。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勝利召開。大會的五項主要議題之一，即逐步系統(tǒng)地制定比較完備的法律。大會在總結法治建設經(jīng)驗和不足的基礎上，提出了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任務，并圍繞著加強立法、嚴格執(zhí)法等內容，提出了一系列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工作方針，為進一步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指明了前進方向。董必武同志還在大會上做了《進一步加強人民民主法制，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的專題發(fā)言。他指出：“現(xiàn)在無論就國家法制建設的需要來說，或者是就客觀的可能性來說，法制都應該逐漸完備起來。法制不完備的現(xiàn)象如果再讓它繼續(xù)存在，甚至拖得過久，無論如何不能不說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他還強調：“依法辦事是進一步加強法制的中心環(huán)節(jié)。依法辦事有兩方面的意義，其一，必須有法可依。其二，有法必依。”③

然而，自1957年下半年反右斗爭開始后，中共八大關于加強法制建設的決定和精神沒能得到延續(xù)。這一方面是由于高度的計劃經(jīng)濟帶來的垂直領導、計劃調撥、高度集權直接與法律上要求的平等自由、權責一致、公平公正相排斥；另一方面受戰(zhàn)爭年代階級斗爭觀念影響，將國內外斗爭形勢擴大化和復雜化，習慣于采取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方式解決問題。這必然對法制造成嚴重沖擊。隨著一撥又一撥的群眾運動，公檢法司機關處于完全癱瘓狀態(tài)，人治主宰一切，國家的法制建設遭到全面破壞和摧殘，社會主義法制嚴重倒退，陷入了空前浩劫，新中國成立以來法制建設取得的成果幾乎喪失殆盡。據(jù)統(tǒng)計，自1957年至1976年，人大的立法工作幾乎停滯。在此階段，全國人大除通過1975年憲法外，未制定一部法律。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