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洋務派在面對西方文化沖擊時，在比較中西文化異同的過程中，作出了“體用”的價值判斷，提出了“中體西用”思想。“中體西用”是調和中西文化的一種理性文化抉擇，是動態(tài)發(fā)展的文化觀，是洋務運動的理論框架，理應是整個運動的指導思想。重新解讀“中體西用”思想，對當今社會改革和文化建設具有一定的歷史借鑒意義。

【關鍵詞】“中體西用”　洋務運動　指導思想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識碼】A

19世紀60年代興起的洋務運動是一場在“中體西用”思想指導下開始的向西方學習的自強御侮運動。“中體西用”思想是調和中西理性的文化抉擇，是動態(tài)發(fā)展的文化觀，是洋務運動的理論框架，它指導著整個運動的發(fā)展，并決定了運動的最終命運，理應是運動的指導思想，但仍有學者對此持有異議。在全球化快速發(fā)展的今天，面對中西文化的交流沖突，重新解讀“中體西用”思想，厘清其發(fā)端發(fā)展的路徑及其失敗的歷史原因，以期給今天的社會改革和文化創(chuàng)新提供些許可資借鑒的歷史經(jīng)驗。

“中體西用”思想的形成

從時間上看，1895年4月，沈康壽在《萬國公報》發(fā)表文章首提“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后，孫家鼐籌議京師大學堂，張之洞改革兩湖書院，梁啟超起草大學堂章程，都使用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概念。然而，系統(tǒng)深入地進行闡釋，集“中體西用”理論之大成者，還得數(shù)張之洞。1898年，他在《勸學篇》中給“中體西用”下了確切的定義，將“中體西用”思想理論化。在他看來，“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①。”這就從位置和功能兩方面論證了中西學之間的關系，使得“中體西用”更具體更系統(tǒng)也更凸顯其理論意義了。“中體西用”思想由張之洞在甲午戰(zhàn)后系統(tǒng)地加以闡釋，并由光緒皇帝下詔頒行天下而影響全國。但作為一種思想理論，一種文化觀念，一種匡時救世的文化政策，卻是19世紀下半葉先進中國人的基本共識，更是洋務派在中西文化碰撞后采取的文化選擇模式。張之洞只是當時“最樂道之”者，而非他人不道也。

學界普遍認為，馮桂芬是第一位提出“中體西用”主張的思想家。1861年，他在《校邠廬抗議》中指出：“如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不更善之善者哉？”②可以說這是“中體西用”思想最原始的表達。而后，李鴻章在創(chuàng)辦軍事工業(yè)的奏折中認為：“顧經(jīng)國之略，有全體，有偏端，有本有末。”③薛福成、王韜二人則是用“道與器”和“形而上下”的概念來表述其“中體西用”思想的。在鄭觀應看來，“合而言之，則中學其本也，西學其末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④作為晚清普通海關職員的李圭對“中體西用”的闡述更具獨到之處，他認為：“今日翊贊宏圖，有不當置西人之事為而弗取也。是道德綱常者，體也；兼及西人事為者，用也。必體用皆備，而后可備國家器使，此尤今之所不可不知者也。”⑤足見，李圭此時的“體用觀”已明顯進步于馮桂芬的“主輔論”。由此可見，洋務人士在闡釋中西學之間的關系時，盡管在表達稱謂上表現(xiàn)出不一致，但究其思想本質而言，卻如出一轍。

據(jù)此，我們認為肇始于19世紀60年代的“中體西用”思想，在中西學的功能地位上始終強調“體與用”、“本與末”以及“主與輔”的關系，它是一個動態(tài)的中西文化觀，它貫串于洋務運動發(fā)生發(fā)展的全過程，并一直影響著后來的維新運動的發(fā)展和“新政”改革的進行。

“中體西用”思想的發(fā)展

兩次鴉片戰(zhàn)爭和太平天國運動過后，時人皆嘆“天下之局大變”。向西方學習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成為當務之急，于是采西學、制洋器、設船炮局、聘請西人技師等活動次第展開，借諸國富強之術以自強之風驟然興起，一度“人人有自強之心，亦人人為自強之言”蔚然成風。⑥然而，不管是“采西學”“制洋器”以期“求強”，還是“立工商”“興商務”以望“求富”，沒有先進的科技知識，沒有精通西學的人才，大清帝國富國強兵的夢想也終難實現(xiàn)。

早在1864年，李鴻章就致函總理衙門提出調整科舉考試制度的主張，意在強調盡快培養(yǎng)懂洋務的人才。1875年，郭嵩燾在《條陳海防事宜折》中指出：“誠使竭中國之力，造一鐵甲船及各兵船布置?？?，遂可以操中國之勝算，而杜海外之覬覦，亦何憚而不為之？……果足恃乎？此所不敢知也。”⑦在他看來“夫政教之及人，本也；防邊，末也⑧。”所以，洋務實踐家們提出了廢八股、改科舉以期造就選拔新型人才的主張。1881年，醇親王奕譞上奏提出要培養(yǎng)“洞達時勢之英才，研精器數(shù)之通才，練習水師之將才，聯(lián)絡中外之譯才⑨”。曾國藩在其日記中也曾寫道：“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⑩然而人才之有無，在乎誕生人才之制度。因此，時人對西政尤其是西方議院制度的介紹逐漸多了起來，這也成為維新派政治改革的努力方向。

譬如，文祥在《密陳大計疏》中認為西方的議會政治“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決然行之”，并進一步表達了采西方議會制的主張。他認為：“中國天澤分嚴，外國上議院、下議院之設，勢有難行，而義可采取。” 同樣，張德彝認為西方議院能“舉辦一切，上下同心。”徐建寅認為西方議院“可以通人情，可以交上下。”而在薛福成看來，西方“有君主民主之分，而其事權操之議院，是以民氣為強”。馬建忠則認為西方強盛的原因在于“學校建而志士日多，議院立而下情可達”。晚晴外交家曾紀澤更是傾慕于西政，他在《使西日記》中不加掩飾地認為“（西方國家）政教之有緒，富強之有本，艷羨之極”。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則說：“余平日歷查西人立國之本，體用兼?zhèn)?，育才于書院，論政于議院，君民一體，上下同心，此其體；練兵，制器械，鐵路，電線等事，此其用。”在他看來西方國家“治亂之源，富強之本，不盡在船堅炮利，而在議院上下同心，教養(yǎng)得法。”他遂倡導在中國設議院行立憲，“所冀中國上效三代之遺風，下仿泰西之良法。……則長治久安之道，國有可期矣。”由此可見，隨著西學范圍的不斷擴大和內容的逐漸深入，“中體西用”思想也在不斷的充實和發(fā)展，開始由淺入深，由器物逐漸觸及政制。因此，我們說在甲午戰(zhàn)前“西政”早已進入人們學西方的視野；在張之洞之前“西政”也早已被人認識、討論和研究。所以，談“西政”并不是張之洞個人獨享的專利。

“中體西用”思想的評價

考察洋務運動的發(fā)展軌跡，我們發(fā)現(xiàn)整個運動遵循著判斷、認同和選擇的路徑，這符合人們認識事物的一般規(guī)律。當鴉片戰(zhàn)爭的炮火紛飛硝煙彌漫，八旗綠營潰敗千里如鳥獸散，人們從天國的迷夢中驚醒，開始迫切尋求中國致勝的法寶和富強的道路。在“求強”“求富”的號角聲中，洋務運動匆忙間搭起了西學的舞臺。然而，“求強”“求富”僅解決了“為什么學”的問題，更重要的“學什么”和“怎樣學”的問題則由“中體西用”來解答。可以說，“中體西用”思想歷史性地化解了東西學之間的矛盾沖突，完美地解決了學什么和如何學的重大問題。

我們認為，19世紀60年代興起的洋務運動是一場向西方學習的自強御侮運動。在那個西學猛進的時代，學西方先進的知識和文化是歷史大勢。閉門造車等于坐以待斃。然而，在一個有千年封建歷史的大國里，傳統(tǒng)被視為“圭臬”，想輕輕觸碰傳統(tǒng)之權威已屬不易，更何況還要拾取“夷族蠻邦”之“奇技淫巧”，那如同自毀性命玩火自焚。在“求強”“求富”的呼聲中，洋務派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中體西用”理論，究其根本還是為了保持傳統(tǒng)的至尊地位，維護封建的綱常名教。三綱五常的倫理道德依然是“本”是“體”，西方的奇技淫巧不過是用來“衛(wèi)吾之道”的“末”和“器”罷了，這在最大程度上減少了向西學的阻力。正如汪澎白先生在《艱難的轉型》里說的，“文化系統(tǒng)的器物層面的變異不致于嚴重威脅到被沖擊的社會體制與心理結構，因而遇到最少的情緒上的抵抗。”

從馮桂芬的“主輔”到李鴻章的“本末”，從王韜的“道器”“形而上下”再到李圭的“體用必備”，最后由張之洞總結為“舊學為體，西學為用，不可偏廢”；不論是出洋大臣還是洋務實踐者及思想家，不管是洋務派還是早期維新派，處在那個運動以骎骎之勢日進的時代，對中西文化的認知也呈日進突破之態(tài)。所以，可以肯定的是“中體西用”作為一種文化觀，一種處理文化沖突的權宜之計，一種調和中西文化的理性模式，是伴著洋務運動發(fā)生發(fā)展全過程的，是隨著洋務運動的發(fā)展而逐漸走向成熟和完善的。

可悲的是，“中體西用”理論的提出是被動中的無奈之舉，是洋務人士的“應急之作”，它歷史性地圈定了西學傳入的范疇和規(guī)模。當運動一旦突破“器物”層面，突破“中體西用”設定的框架，必然就會導致運動的夭折。正如曹錫仁先生分析的，“功利的文化態(tài)度雖然有其歷史的進步性，卻不能從長遠上為文化的發(fā)展提供更為良好的發(fā)展機制。”理論隨著運動的深入，走向了歷史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