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問題：求天下之太平

梁漱溟先生對于中國問題的思考其來已久，但早初還只是停留在事功層面，所謂中國問題很大程度上就是富強問題。親身遭逢“人生問題”后，他看出此中之短淺，明白了如何整頓失散紊亂的人心秩序才是最為重大的中國問題。

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結尾，梁漱溟提到“今日應再創(chuàng)講學之風”，希望把儒家的生活態(tài)度普及到更多的人，因為“孔子的東西不是一種思想，而是一種生活”。他不僅如此說了，更如此做了。他不愿做堂堂北大教授，而與同仁弟子共同從事鄉(xiāng)村建設運動，扎扎實實做一些根本的工作。他認為中國人應該學會過一種共同生活，但必須以中國人的態(tài)度來營造，鄉(xiāng)建工作的著眼點即在于此。在此基礎上，他寫出《鄉(xiāng)村建設理論》和《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后覺悟》一類文字，為現實問題求答案。

《中國文化要義》是梁先生所有著作中對中國問題最有擔當者，其立足點就是“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他主要從社會結構入手，通過與西方的比較，來揭示中國文化的特點和價值。在他看來，中西社會生活的很大區(qū)別主要表現為：中國人特別注重家庭和家庭生活，而缺乏集團生活，并因此無從映現出個人問題；相反，西方人則富于集團生活而且個人地位得以顯現，但家庭不被看重。如果說西方近代社會是個人本位的社會(英美為其典型)，西方最近的趨向是社會本位的社會(蘇聯(lián)為其典型)，那么，中國是一個倫理本位的社會。所謂“倫理”，“就是要人認清楚人生相關系之理，而于彼此相關系中，互以對方為重而已”。

與西方社會是階級對立相比，中國社會還有另一個特點，就是“職業(yè)分殊”。中國傳統(tǒng)社會有士農工商四種基本職業(yè)，其地位具有相當的流變性。這種社會結構使中國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國家，且根本不像一個國家。在中國，統(tǒng)治只是消極相安。

倫理本位和職業(yè)分殊二者關系密切，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獨具性格的中國文化。在儒家領導下，二千多年間，中國人養(yǎng)成了一種風氣，或民族精神，即向上之心強和相與之情厚。“納國家于倫理，合法律于道德，以教化代政治”，正是中國文化所趨重之處，中國人的長處在這里，短處也在這里。

所謂“短處”是指，由于中國人理性早啟，導致中國文化早熟，過早地將注意力關注在人與人的問題上，忽略了對物的研究，進而導致了中國人在科學上沒有成就，產業(yè)革命也不見發(fā)生；而在對人方面，則一味地講禮讓、講相與之情、講以他人為重、注重家庭、注重倫理，而忽略了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價值。個人不被發(fā)現，則人己權界不分，群己權界難別，于是既無自由，也無民主。

中國的社會結構和倫理文化使中國的政治也與別國不同，在梁漱溟看來，它有三個特征：政治之倫理化，政治之無為化和權力之一元化。這種特殊的政治，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只能是消極相安，而非積極進步；只能是一治一亂的循環(huán)，而非一次一次的革命。

認識老中國，是為了建設新中國。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并沒有提出解決現代中國社會政治問題的具體方案，他倡導的鄉(xiāng)村建設運動也沒有走通，不過他仍指出，“一旦于老中國有認識之后，則于近幾十年中國紛擾不休者，將必恍然有悟，灼然有見；而其今后政治上如何是路，如何不是路，亦遂有可得而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