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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曲藝術(shù):于行當中見人物

行當是中國戲曲特有的表演體制,反映著演員生、旦、凈、丑不同的分工,既是演員表演技藝類型化的體現(xiàn),也是對戲曲劇目中人物性格的框架式概括,有“一表其人在劇中之地位;二表其品性之善惡;三表其氣質(zhì)之剛?cè)?rdquo;的功效。戲曲藝術(shù)在演員表演與角色塑造之間建立的這一套完整的行當體系,成為戲曲區(qū)別于其他戲劇藝術(shù)的主要特性。行當背后所匹配的一整套技術(shù)功法、創(chuàng)演體系以及審美方法,為戲曲藝術(shù)在中華大地繁生出眾多不同的劇種提供了基礎。時代發(fā)展,戲曲行當?shù)男螒B(tài)也隨之發(fā)生了一定變化,然而,演員的表演是否既在“行當內(nèi)”、又在“人物中”,仍是評價戲曲演員舞臺藝術(shù)水平的重要標準。

戲曲行當在世界戲劇領域獨樹一幟

西方戲劇盡管流派紛呈,也曾出現(xiàn)過對角色類型的劃分和程式化的表演,但卻從未形成像中國戲曲這樣完整包含唱念做打的程式化系統(tǒng)。行當是中國戲曲特有的表演體制,戲曲舞臺上塑造人物,首先要“歸行”,即確定用什么行當來演這個人物。戲曲演員先演行當再演人物的表演方式,在世界戲劇范圍內(nèi)都是獨樹一幟的。中國的諸多劇種,如京劇、昆曲、越劇、秦腔等都有行當劃分,不同行當在不同劇種中的演變和應用,又構(gòu)成了中華戲曲多姿多彩的舞臺格局。

行當在古代稱為腳色,它隨著“以歌舞演故事”的戲曲形態(tài)變化而逐漸形成。行當從唐朝的參軍戲當中萌芽,當時主要有參軍、蒼鶻兩個腳色;到宋雜劇時期出現(xiàn)了由末泥、引戲、副凈、副末、裝孤五種腳色分工組成的“五花爨弄”演出形式;元朝雜劇藝術(shù)盛行,形成了旦本、末本之中擇一人主唱的腳色演唱體制;在與元雜劇對應而生的南戲中,則衍生了包含生、旦、凈、末、外、貼、丑多類的豐富腳色;及至明末已有“江湖十二腳色”的劃分。明末清初戲曲理論家李漁將腳色傳統(tǒng)寫進其著作《閑情偶寄》,清末民初譚鑫培、梅蘭芳等人開始探索戲曲行當和人物在劇目中的三境交融(處境、心境、情境),由此產(chǎn)生的演出實踐中,演員行當做派細膩,刻畫傳神,引領一代風氣,也讓戲曲表演走向新高度。正是在一代代戲曲藝術(shù)家不斷的演出實踐和理論總結(jié)基礎上,戲曲腳色慢慢定格為人們今天所認知的生、旦、凈、丑四大行當。

在行當?shù)男纬珊桶l(fā)展過程中,戲曲演員不斷從古典舞蹈、武藝拳術(shù)、壁畫塑像,乃至自然山川、飛禽走獸等形態(tài)和元素中提煉抽象的神態(tài)與具象的樣貌,使之服務于人物塑造,最終形成了豐富多元的行當表演技法。這些技法“摹擬其形,攝取其神”,體現(xiàn)著中國人“以一當十”的藝術(shù)智慧和“聚類成型”的象征思維,為中國戲曲演員和角色架起一座金色橋梁。

掌握行當功法的演員可以不受年齡、身型等影響塑造角色。以7歲的孩童為例,其身體條件雖然與成年角色差異巨大,但憑借不同行當?shù)墓Ψㄓ柧殻粌H可以靈活塑造角色,還可以做到“一人千面”:如果掌握老生行當功法,在舞臺上做派沉穩(wěn)老練,他就能展示出《空城計》中諸葛亮的儒雅;如果掌握了花臉的功架,唱念“掛味兒”,便又成了《鍘美案》中的包公;若是登臺時就走“矮子步”,身形敏捷,一臉機警幽默,觀眾就會把他與《扈家莊》中的“矮腳虎”王英聯(lián)系到一起。

行當是中國人對舞臺人物社會身份和形象特點的感性審美認知。它將現(xiàn)實的人生狀況予以藝術(shù)化抽象與凝練,將形形色色的人物按照自然屬性和社會功能進行類型劃分。“生”“旦”行當中所蘊含的對才子佳人大團圓的美好憧憬,“凈”“丑”行當中戲謔式的滑稽幽默與插科打諢……戲曲把悲歡離合的中國故事統(tǒng)統(tǒng)攝入固定行當表演中,讓觀眾通過“行當”看“人物”,在歌舞敘事中品賞人生情境的奇妙。

演行當還是演人物,是“表現(xiàn)”與“塑造”的分水嶺

戲曲中的人物塑造,絕非把舞臺人物的真實歷史展示出來,而是通過傳神表演行當,讓角色“活”起來。如“包公戲”中鐵面無私的黑臉包公、負心漢陳世美,“楊家將戲”的忠君愛國老旦佘太君等,都是通過演員行當?shù)念愋突瘏^(qū)分與人物風格化處理,塑造出觀眾和演員心中共同的鮮活真實的人物。

戲曲觀眾既看演員,也看行當,更重視人物塑造。如當年梅蘭芳上演《霸王別姬》受到追捧,觀眾看的就是梅蘭芳如何用青衣行當,把虞姬的“神”給“拎出來”。劇中“虞姬劍舞”備受矚目,也是虞姬告別霸王之情的濃烈表達。梅蘭芳特地學了太極拳和太極劍,在劍舞中融入刺、劈、挑等武術(shù)動作外化人物心理,“刺”顯決絕,“挑”寓掙扎,“收”為認命。行當?shù)陌菪院妥杂啥?,極大釋放了演員的表現(xiàn)力。梅蘭芳在高潮處表演“鷂子翻身”時,配合《夜深沉》曲牌的音樂起伏,用柔中帶剛的劍舞和“梅花式”走位演繹虞姬“面羽則喜,背羽則悲”的內(nèi)心掙扎,及至虞姬自刎瞬間,他倒步三顫,水袖垂落,凄美地雕塑形態(tài)之“死”,反而讓觀眾心中的那個虞姬“活”起來。

對于戲曲演員來說,掌握了行當?shù)墓Ψ夹g(shù),并不意味著就能演好人物。他還需掌握塑造人物內(nèi)心世界的能力,做到既鉆進人物,又能彰顯類型化的行當特色,俗稱“練死了”然后“演活了”。如老生行當?shù)镊卓诠χ校卓诘拇?、彈、推、灑、繞、甩、抖、捋等動作不僅是裝飾性道具運用,更是有人物情感的行當程式。在《四進士》中,老生演員周信芳扮演宋世杰,他以頭頸發(fā)力甩動髯口,靠頸部肌肉的得當控制讓髯毛隨著氣息形成均勻的波浪形態(tài),形成髯口瞬間上揚和髯毛有序的飄動,刻畫了人物驚而不慌的性格,塑造出獨一無二的“麒派”宋世杰。

演“行當”還是演“人物”,實則體現(xiàn)的是表現(xiàn)與塑造的差異,對于演員來說,則是“匠”與“藝”的分水嶺。一般的演員,停留在行當關(guān),用固定的行當程式組合去表演人物;較好的演員,開始進入人物關(guān),演繹角色的方法不僅是行當技法,而且著力呈現(xiàn)人物的內(nèi)在獨特之美;有一定造詣的戲曲大家,看似也是在行當中演人物,卻能用自身特有的條件去創(chuàng)作角色,并隨之產(chǎn)生風格化的個人魅力。如有“江南活武松”之稱的京劇名家蓋叫天通過觀察“裊裊香煙的盤旋”,領悟出武生行當身形動態(tài)、舞姿氣勢的奧秘,提升了人物塑造的內(nèi)涵;京劇武生楊派創(chuàng)始人楊小樓通過對“八卦拳”的研究實踐,創(chuàng)作出獨特造型的武生行當舞臺步法,增添了豪杰人物的英武氣度;四大名旦之一荀慧生的旦行表演,大膽吸收小生、武生行當技巧,甚至將舞蹈、話劇、電影的某些長處也糅進舞臺人物的塑造中,推動了旦角行當?shù)陌l(fā)展,形成獨具一格的流派藝術(shù)。

行當藝術(shù)如何契合時代審美仍是戲曲創(chuàng)作的重要課題

如何看待行當與人物的審美關(guān)系,考驗著觀眾,更考驗著戲曲創(chuàng)作者。梅蘭芳在《舞臺生活四十年》中談道:戲曲行當在一定的范圍內(nèi)是允許自由活動的,最要緊的是要跟戲緊密結(jié)合才行。

雖然西方寫實戲劇對中國戲曲產(chǎn)生過一定的影響,但中國戲曲創(chuàng)作始終沒有離開演員用行當演人物、傳神寫意的原則。與話劇演員不一樣,戲曲演員塑造角色,先要身上有功,動上歸行,最后才是外與內(nèi)的結(jié)合,即行當程式與人物體驗的結(jié)合,相應的中國戲曲訓練方法一直存在。在整個過程中,戲曲演員并非采用模仿手法再現(xiàn)人物,而是要在表演中保留行當外在形式美,同時彰顯人物內(nèi)在的個性與氣質(zhì),即通過程式創(chuàng)作的形式先賦予人物形貌,再深入人物內(nèi)心表現(xiàn)其精神世界,完成內(nèi)外統(tǒng)一的飽滿人物形象塑造,達成“情、理、技”三者高度統(tǒng)一。

近幾年,戲劇界引進了許多國外戲劇訓練方法,吸引了一批年輕的戲曲人。他們堅持“情、理、技”統(tǒng)一的創(chuàng)作思維,用斯坦尼心理動機分析法賦予行當新的情感,如以老生“摔僵尸”表現(xiàn)現(xiàn)代人崩潰的心理痛苦,化用旦角“臥魚”身段模擬現(xiàn)代人進入幻境前的姿態(tài),借用凈行“轉(zhuǎn)眼珠”展示人物情緒癲狂的心理邏輯……這些探索將現(xiàn)代人物具體性格融入與之相應的行當表演,境與神(思想)合,神與貌(人物)合,貌與形(行當)合,探索和打造著新的行當技法。

戲曲行當如何守正創(chuàng)新,直接關(guān)系到中國戲曲藝術(shù)的發(fā)展。如何巧妙化用行當技法,使行當藝術(shù)契合當今社會和時代的審美需求,順暢搭建起古典人物與當代生活之間的對話橋梁,始終是當下戲曲創(chuàng)作者們的重要實踐課題。繼承精華、尋求創(chuàng)新,推出有行當、出人物、又出戲的佳作,讓觀眾認得清、看得懂、得其神,是當代戲曲舞臺的追求,更是一種文化自信的展示。

(作者:戴謹憶,系中央戲劇學院人文學部教授、戲曲編劇)

[責任編輯:李金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