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認知域作戰(zhàn)是運用現代認知科學等相關學科理論，利用多種前沿技術、多種手段，對所影響的對象開展涉及觀點、態(tài)度、觀念、立場等的爭奪，實現對其的認知影響、認知塑造等，并進而推動形成對己方有利的認知態(tài)勢的作戰(zhàn)形式和作戰(zhàn)方式。美國、北約以及俄羅斯等域外國家和國際組織都在認知域作戰(zhàn)領域進行了豐富的戰(zhàn)略部署和實踐，并呈現不同的特點，展現出上述國家和國際組織在認知域作戰(zhàn)博弈中對無盡前沿的技術和理論的追求。隨著相關技術的發(fā)展和進步，域外國家認知域作戰(zhàn)的技術與理論還將進一步豐富和發(fā)展。
【關鍵詞】認知科學 認知域作戰(zhàn) 認知理論 認知技術
【中圖分類號】E8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11.007
【作者簡介】梁曉波，國防科技大學軍政基礎教育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國防語言、軍事話語、認知語言學、國際傳播。主要著作有《戰(zhàn)爭話語的概念隱喻研究》、《辨析人工智能在戰(zhàn)爭中的角色和功能》（論文）、《中國軍事語言研究：概況與重點領域》（論文）等。
隨著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新產品、新事物、新發(fā)明不斷出現，新觀點、新理論、新思想不斷形成，新業(yè)態(tài)、新社群、新社會關系也不斷產生。特別是隨著計算機科學、互聯(lián)網技術、通訊技術、自然語言處理、大數據、媒體技術以及人工智能等領域的快速發(fā)展和演進，人類社會進入物理域、信息域和社會域大發(fā)展和進一步融合的時代，體現出事物發(fā)展變化快、信息更新傳播快的特性。近年來，隨著認知科學的進一步發(fā)展，社會又呈現高度的認知主導性、追求性和爆炸性，人們獲取信息的內容、信息流動的取向、信息傳播的路徑、信息傳播產生的效果都有著極強的認知導向，這又推動了物理域、信息域、社會域、認知域的融合。人類社會的戰(zhàn)爭形態(tài)也隨之發(fā)生了重大變化，一個新的形態(tài)，認知域作戰(zhàn)（簡稱認知戰(zhàn)）開始出現。認知域作戰(zhàn)已經成為當下世界主要國家比拼的重要形式，認知域成為世界主要國家對抗的主戰(zhàn)場，認知域作戰(zhàn)的理念和技術也成為世界主要國家角力爭鋒的主要領域，一場無盡前沿的認知域博弈更是已經悄無聲息地展開。
認知域作戰(zhàn)的概念與特點
認知域作戰(zhàn)是運用現代認知科學、系統(tǒng)科學、傳播學、語言學、社會文化學、社會行為學等相關學科理論，利用計算機技術、網絡技術、媒體技術、認知技術、語言技術、大數據技術、神經網絡算法以及智能自主學習等多種前沿技術，以文本、圖片、聲音、視頻等多重信息內容的收集、分析、生成、投送、影響為手段，對所影響的對象展開涉及觀點、態(tài)度、觀念、認同、信心、信念、信仰、思想、思維等的爭奪，通過影響個體或群體對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國防軍事、教育科技等領域的特定人物、事件、計劃、政策、軍事行動、制度、國家定位、國家大政方略、國家歷史、國家未來發(fā)展目標、傳統(tǒng)文化觀念與意識形態(tài)等一系列問題中的認知，實現對影響對象的認知影響、認知塑造、認知控制和認知操縱，進而推動形成對己方有利的認知態(tài)勢的作戰(zhàn)形式和作戰(zhàn)方式。從過程來看，認知域作戰(zhàn)是在高科技環(huán)境和條件下，運用多重手段、多種技術，涵蓋多域乃至全域，實現對目標對象精神、思想、思維、思考的影響，是對對方信息感知、信息接收、信息處理、信息理解、信息應對、信息生成、信息釋放應對、信息投喂的全過程的影響，是集中通過基于認知領域的精巧設計，對對手認知的巧妙影響和打擊，其根本目的是通過對對手的認知預置、認知干預、認知轟炸和認知轉化，實現對對手的認知迷惑、認知封堵、認知欺騙、認知遏制、認知恐嚇、認知顛覆、認知打擊、認知遷移和認知培塑，并最終實現從認知上配合己方在軍事斗爭中取得有利或者取勝態(tài)勢的目的（梁曉波，2022；俞新天，2022；Claverie; Cluzel, 2021）。
認知域作戰(zhàn)作為一種極為特殊的作戰(zhàn)形態(tài)和方式，有著特殊的作戰(zhàn)對象、目的、內容、手段及主要表現，因而也有其自身的特點。
信息性。認知域作戰(zhàn)以信息為主要載體，離開了信息，認知域作戰(zhàn)便無從談起。信息的釋放可能表現為文本、圖片、聲音、視頻。主要表現形式有傳單、報刊、書籍等各種出版物，書法、繪畫、音樂歌曲等藝術作品，以及短視頻、動畫、廣告、電影、戲劇等作品，還可以表現為一些附有特殊提示信息的產品。在各式各樣的信息產品中，語言信息發(fā)揮了主導作用。語言信息既可能是主要形式，也可能在各類產品中起到畫龍點睛、明確目的、明示方向的作用。信息的制品有形，但是信息的傳播無拘無束，信息產生的影響無法預測，因而信息主導的認知域作戰(zhàn)，正在成為潛在影響巨大的沒有硝煙的戰(zhàn)爭形式。
認知性。認知域作戰(zhàn)手段、內容、方式以及效果無一不體現出認知的特性。首先，認知域作戰(zhàn)的“彈藥”往往以人腦對某一具體問題或事物的認知為主要進攻方向，其內容的設計深受認知理論的影響，采用認知原型、認知歸因、認知塑造、認知框架、認知圖式、認知突顯、認知偏好、認知修辭等理論；在傳播中采用認知選擇、認知投喂、認知饑餓、認知從眾、認知模型、認知網絡、認知社群、認知極化、認知誘導、認知互動、認知錨定、認知社會文化等理論；在主題和議題設置上采用認知文化、認知語義、認知嫁接、認知欺騙、認知威懾、認知過載、認知分裂、認知轉移、認知封鎖等理論；在修辭風格上具有概念隱喻、一語雙關、語義反諷、創(chuàng)意類比、第三者萬能之眼、網言網語、鮮活靈動等特征?？偟膩碚f，在認知域作戰(zhàn)中，其認知性成為主要導向（梁曉波，2022）。
網絡性。盡管人們生活在物理空間，但是絕大多數人都在網絡空間中顯示自己的存在，網絡正在改變著人們的傳統(tǒng)生活方式，人們可以通過網絡解決衣食住行、娛樂游覽、學習教育，網絡社交媒體已經取代傳統(tǒng)的社交生活，成為人們開展社交活動的新型工具。現代社會的互聯(lián)網絡、虛擬網絡、社交媒體網絡，已經比物理社會的網絡更為重要、發(fā)達、且更有影響力。網絡群體成為當今社會的重要群體表現和存在。認知域作戰(zhàn)依托各種網絡社交媒體，網絡因此成為影響民眾對廣泛議題持有的觀點、態(tài)度、立場的主要場所，也成為認知域作戰(zhàn)的主戰(zhàn)空間。
敘事性。以真實物理空間口口相傳和虛擬網絡空間鍵對鍵傳播為主要形式的傳播，是認知域作戰(zhàn)的重要傳播形式。文本和內容的傳播，除了受到網絡的影響之外，其自身內容的敘事性也極為重要。能否創(chuàng)制和生產具有影響力的故事，成為影響認知域作戰(zhàn)效果的重要因子。敘事中的宏大敘事、微敘事、多元敘事、融媒體敘事等將成為認知域作戰(zhàn)的重要表現形式。這其中，世界文明、國家發(fā)展、國際關系、文化傳承、典型人物、重大事件、重要政策、危機災難、愛國主義、家國情懷等都成為認知域作戰(zhàn)爭奪的重要領域，比如，世界發(fā)展思想、世界文明觀、世界和平與國家安全、全球治理與國際秩序理念、國際關系理論、國家發(fā)展理論、國家形象定位、國家存在的合法性與發(fā)展權，等等。近年來，抗擊新冠疫情的行動力、疫苗的有效性、對生命至高無上的尊重等成為國家之間認知域博弈的重要議題。
情感性。認知域作戰(zhàn)的文本，往往有著或明或暗、或強或弱的情感表達。這類情感表達往往在文本中顯性表達或者隱性預埋，在清晰的觀點態(tài)度或者模糊的認識立場中深植，在文本語義場和框架中共現融合，也會在選題與選材的適配中串接匹配，在說理和例證中橋接，并通過頻繁運用的概念隱喻、雙關、重復、諷刺等修辭手法得到強化，使相關對象陶醉于引人入勝、不斷變換的故事情感中，在文本題材與體裁中產生共鳴，在親歷感、鮮活感的具身化效果中獲得真實感認知，并在文本的情感質樸、情感真實、情感融通中獲得共情。認知域作戰(zhàn)中，獲得對方情感的具身、認同、共情是情感性的歸屬目標。
虛實性。認知域作戰(zhàn)中往往充斥著虛實結合、真假難辨的信息。由于大腦認知是以首次信息接觸為認知原型，以后的認知都是在此基礎上進行刪改和修補。第一信息、第一印象往往成為認知博弈的重要角力點，這也是當下“真相并不重要”的原因，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后真相時代”的來臨。為此，針對某一對象的第一信息發(fā)布非常重要。為了抓住對方對某一事物的第一認知，認知博弈雙方往往會就某一事物展開虛實結合、真假難辨的信息釋放，由此很可能會犧牲信息的真實性。虛假信息和真實信息往往結合在一起，并配合大量信息的生成和傳播，目的是在信息的流量、流速和流向上迷惑、混淆對方的認知，特別是用假信息來侵蝕真實的信息，干擾對方的認知，從而影響對方的判斷和思維。虛實結合，使得對方無法在第一時間獲得真實性的判斷，從而通過在這一階段建構對方對某一事物的概念和印象，塑造其對某一事物的感知與理解，并進而影響對方的總體判斷和決策，由此達到操縱對方的思想意識，影響對方的行動和行為的目標。等到虛實完全澄清或謎團完全揭開時，事實的真相已經不再重要，因為認知域的爭奪已經進入到下一個關鍵階段，戰(zhàn)爭的進程也到了新的爭奪點上。
時機性。認知域作戰(zhàn)既體現在戰(zhàn)略層面，也體現在具體的戰(zhàn)役和戰(zhàn)術層面。每一次軍事行動，無論是宏觀還是微觀的，都需要認知域作戰(zhàn)的配合，更需要對認知域作戰(zhàn)進行合理的規(guī)劃。因此，認知域作戰(zhàn)又體現出強烈的時機性。認知域作戰(zhàn)的主要“彈藥”的釋放有著明顯的時機限制。戰(zhàn)略性認知域作戰(zhàn)需要有全局性的設計部署，對整體性的和微觀的認知域作戰(zhàn)起到決定性和引領性作用；具體的認知域作戰(zhàn)行動，則為宏觀以及戰(zhàn)略性的設計提供服務與支持。宏觀的戰(zhàn)略性認知域作戰(zhàn)會貫穿全程，而微觀的具體認知域作戰(zhàn)行動，主要是為了服務于特定時機和特定行動的需要。戰(zhàn)略性的認知域作戰(zhàn)行動能夠起到“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微觀的認知域作戰(zhàn)行動則產生說服、迷惑、離間、歪曲、混淆、分裂、震懾等方面的微觀效果，并配合宏觀作戰(zhàn)計劃。因此，每一個宏觀、微觀的認知域作戰(zhàn)行動，都有著嚴格的時機要求。它既與物理域、信息域、社會域的戰(zhàn)爭進程緊密相關，又與戰(zhàn)爭的效果直接相連，特別是同物理域的戰(zhàn)爭相互影響配合，有著明顯的時機性。
智能性。當前，認知域作戰(zhàn)的形式已經由過去的純粹單方想法、總體模糊判斷、難以精準投送、效果評估主觀的輿論戰(zhàn)、心理戰(zhàn)、法律戰(zhàn)走向可以準確計算、科學建模、精確投送、智慧評估的認知域作戰(zhàn)階段。通過社會關系建模、內容影響力建模以及社會文化心理認知建模和社會行為建模來尋找目標受眾，利用所收集的實時大數據，運用強大的超級計算中心，借助包括數據深度挖掘、機器自主學習、無數次的算法模型等的優(yōu)化和迭代，最后生成針對現實具體對象的認知域作戰(zhàn)的智慧社會版圖。當前的技術、算力和計算方法，已經能夠實現針對物理社會建立網絡智慧社會，并根據物理社會的具體表現，形成智慧社會的動態(tài)圖景；還能根據真實物理社會在各種復雜情況下的系統(tǒng)演變，推動實現物理域、信息域、社會域、認知域的融合。智能性使得當前的認知域作戰(zhàn)走向了更加高維、高端、高技術的發(fā)展階段。大量智能系統(tǒng)、裝備及技術的使用，比如智能機器人，智能文本、繪畫、話語等系統(tǒng)，特別是大語言智能模型的誕生，將認知域作戰(zhàn)推向了革命性的智能時代。
認知域作戰(zhàn)的現實基礎與演變
認知域作戰(zhàn)實則早已有之，只是人們起初并未意識到。原始社會時期的戰(zhàn)爭，以及后來的兩次世界大戰(zhàn)，都廣泛出現了輿論戰(zhàn)，其中的話語攻心奪氣、離間拉攏、恐嚇威懾與當下的認知域作戰(zhàn)有著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略有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廣泛使用的心理戰(zhàn)也與認知域作戰(zhàn)有著大量相近之處，其根本目的是己方付出最小的代價獲得使對方瓦解、屈服與投降的最大效果，即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基于輿論戰(zhàn)、心理戰(zhàn)和法律戰(zhàn)的戰(zhàn)爭形態(tài)逐漸在軍事強國中受到重視，并得到實質運用。特別是在美蘇冷戰(zhàn)期間，美蘇兩國為爭奪世界霸權和勢力范圍，在全球廣泛開展了輿論戰(zhàn)、心理戰(zhàn)和法律戰(zhàn)，心理戰(zhàn)是其中更為常見的手段。
21世紀初，輿論戰(zhàn)、心理戰(zhàn)和法律戰(zhàn)“三戰(zhàn)合一”的思路還大有市場（楊明，2005）。一直到21世紀20年代，隨著認知科學和人工智能以及新興社交媒體等的發(fā)展，認知域作戰(zhàn)的概念和思想才得以出現，這其中有兩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認知科學等的飛速發(fā)展為認知域作戰(zhàn)提供了理論準備。“認知”表示的是認識與知道，來源于20世紀70年代建立的認知心理學，指的是人的大腦對外部信息的感知、注意、輸入、記憶、思考、判斷、問題求解、信息輸出的全過程（Neisser, 1967; Solso; MacLin; MacLin, 2006），是人的大腦的基本功能，是大腦基于外部事物的基本特征所做的抽象運算過程，呈現較強的主觀性和偏好性。人類認知往往是在具身體驗的基礎上形成對事物個體范疇的原型認知，并由此對事物運動、事物關系、復雜關系建立更為高級的認知原則與圖景，進而產生了認知偏好和認知習慣，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原型、刻板印象、認知圖式、認知風格、概念隱喻、認知模式、認知框架等（Ungerer; Schmid, 2001; Croft; Cruse, 2004）。近年來，隨著認知科學的快速發(fā)展，人們已經在認知神經研究領域取得了史無前例的進步。比如，人們發(fā)現對事物認識的深化和拓展，就是拓展腦部神經元以及回路的聯(lián)系。認知的每一次拓展，都是腦部神經元聯(lián)系的豐富，神經元回路也因此增加。進入21世紀以來，人們對腦神經的研究已經拓展到腦機接口，并將進一步深化到可以通過給腦部植入芯片，實現對大腦輸入指令、并完成指令指導下的行為。認知科學的發(fā)展為識腦、控腦、制腦提供了無限可能，也為認知域作戰(zhàn)創(chuàng)造了理論的想象空間。
另一方面，現代計算機技術、網絡技術、通訊技術、傳媒技術、語言技術等的飛速發(fā)展，特別是大數據、自然語言處理、數據挖掘等的不斷優(yōu)化，使得人們對社會每個受眾實現數據采集和影響的技術和能力大幅提升，還能夠將信息精準投送到每一個特定的受眾，從而也為認知域作戰(zhàn)的空間和多方條件提供了準備。
具體而言，在認知域作戰(zhàn)出現之前，人們還經歷了一個信息化戰(zhàn)爭的階段。自1946年馮·諾依曼發(fā)明計算機后，很快又誕生了局部計算機互聯(lián)互通的阿帕網，并由此產生了不斷擴張的初級互聯(lián)網。到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計算機技術，特別是互聯(lián)網技術的飛速發(fā)展，人類社會開始邁入了廣域互聯(lián)互通的互聯(lián)網時代，人類也隨之進入了信息技術占主導的信息社會時代，而戰(zhàn)爭形態(tài)也走向了信息化。在這個時期，信息成為戰(zhàn)爭爭奪的主要對象，信息化技術和信息化手段，包括信息化平臺和信息化能力，特別是各軍兵種的信息化、數字化、聯(lián)通化、標準化程度直接決定了戰(zhàn)爭的主導權。誰能實現信息的準確感知和收集、信息的通暢傳輸、信息的高度集成和處理以及信息的保密分發(fā)和接收，誰就掌握了信息戰(zhàn)的主動權，誰就會贏得戰(zhàn)爭。因此，信息戰(zhàn)的制勝機理在于掌控信息的主導權：一是在陸?？仗祀姶蓬I域保障通信的通暢和安全；二是能夠在抗干擾情況下安全接收和傳輸來自于陸海空天電磁領域的信息，完整的作戰(zhàn)鏈路始終得以安全通暢運行，戰(zhàn)場的主動權和主導權自然就能得到保證。
高度信息化的戰(zhàn)爭，對一國在戰(zhàn)場中的大規(guī)模信息和數據快速獲取及集中處理能力，戰(zhàn)場上所具備的算力、算法及能夠觸及到的每個可能影響的對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誰能掌握更多的數據，具備對龐大數據的計算能力，并能夠提供解決數據處理問題的精準算法的方案，誰就掌握了戰(zhàn)場的主動權。
進入21世紀，特別是21世紀20年代以來，大數據、云計算、芯片技術、智能技術、互聯(lián)網技術，包括新興媒體和新型算法得以快速發(fā)展和演進。在這一過程中，一方面，人們可以通過大量的存儲器，存儲龐大的全社會的各種數據；另一方面，由于大規(guī)模集成電路技術的廣泛應用，人類的計算能力快速提高，如同摩爾定律所預言的，計算機運算速度每18個月至24個月就會提高一倍。當前，一臺普通計算機的運算速度已經比早期計算機快了十萬到百萬倍。大量計算中心和超算中心的出現，更是已經可以實現無盡可能的運算，走向無盡前沿的發(fā)展之路；與此同時，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飛速發(fā)展，人們已經可以通過自然語言處理和復雜系統(tǒng)建模，特別是神經網絡計算技術，并結合社會、心理、認知和行為思想，開展深度社會計算、認知計算，從而不斷完善、迭代和提升算法，解決以往不能很好解決的算法問題。在大規(guī)模數據、無限提高的算力以及不斷完善的算法的基礎上，近十余年來人工智能技術已經可以實現對戰(zhàn)爭中全社會的各種力量，包括社會群體整體以及特定群體的每一個體展開數據收集，并對龐大的數據進行挖掘清洗和優(yōu)化。此外，還能實現基于大數據的個體建模，特別是對各種群體基于文化、心理、認知的行為建模，從而實現對全社會人員的數據掌控與行為預判，包括實現基于網絡數據的特定人群的個體與群體畫像以及行為預測。
因此，人類對網絡數據的存儲能力、收集能力、計算能力普遍提高，使得基于全網域各種社交媒體所涉及的全體用戶的數據能夠被感知、獲取、存儲、計算、建模，并在此基礎上實現智能化的管理與決策，以及對人群和個體認知的了解掌握以及認知影響。當前，作戰(zhàn)人員可以通過大量的數據分析，借助生成的多元信息，向受眾推送取向精準、目的設定的信息，由此可以實現對于特定群體與個體的基于文化、心理和認知的影響力施加。
由此可見，認知域作戰(zhàn)是隨著人類對認知科學的探索而產生的一種新的作戰(zhàn)形式，在早期的輿論戰(zhàn)、心理戰(zhàn)、法律戰(zhàn)，以及近期的信息戰(zhàn)的基礎上逐漸發(fā)展起來。這一戰(zhàn)爭形態(tài)出現的根本原因是計算數據、計算能力、計算算法都得到了極大的進步，加之大量網絡信息傳播平臺，尤其是網絡社交媒體的出現，為認知域作戰(zhàn)提供了作戰(zhàn)平臺和實現途徑。這一發(fā)展路徑深刻體現了科學技術的飛速發(fā)展為認知域作戰(zhàn)提供了無盡的前沿和無限的想象可能。
主要大國與地區(qū)組織認知域作戰(zhàn)的戰(zhàn)略布局和實踐
認知域作戰(zhàn)概念的緣起。認知域作戰(zhàn)的概念提出的時間并不長。人們在談論認知域作戰(zhàn)的源頭時，免不了都會提到美國戰(zhàn)略家約翰·博伊德。20世紀70年代，受克勞塞維茨思想的影響，博伊德提出人類所有的沖突可以總結歸納為消耗戰(zhàn)、機動戰(zhàn)和精神戰(zhàn)三種類型，并由此提出了著名的“OODA”（觀察—判斷—決策—行動）的理論，其提出的精神戰(zhàn)與當下的認知域作戰(zhàn)有一定的聯(lián)系，但由于受當時的技術條件所制約，認知戰(zhàn)還停留在心理戰(zhàn)、輿論戰(zhàn)以及政治戰(zhàn)的層面（Boyd, 1996; Emily; Zac; Sian, 2018）。
認知域概念的真正源頭應該是認知語言學關于不同概念所處的概念域或者認知域，認知語言學家喬治·萊考夫和羅納德·蘭艾克在20世紀80年代所著的文獻中多有提及（Lakoff; Johnson, 1980; Lakoff, 1987; Langacker, 1987/1991），從此認知語言學和認知科學領域已經普遍接受此概念。一直到21世紀初，此概念才在軍事領域得到正式確立，2001年美國國防部發(fā)布的《網絡中心戰(zhàn)》（Carrica, 2001）報告中，首次提到了認知域是信息戰(zhàn)的一個獨立作戰(zhàn)空間。2006年，美軍頒布的《聯(lián)合信息作戰(zhàn)條令（JP3-13）》已經將認知域列為物理域、信息域和認知域三維中最為重要的維度。2008年，美國海軍軍官斯圖亞特·格林（Stuart A. Green）在分析美以聯(lián)盟面臨的威脅的論文中指明，美以聯(lián)盟面臨著來自于針對認知領域，特別是大腦觀念、作戰(zhàn)意志、思想和意識形態(tài)的作戰(zhàn)新形式——認知戰(zhàn)，并由此分析了其中的要素和形式（Green, 2008）。2017年9月，美軍空軍前參謀長大衛(wèi)·古德芬（David L. Goldfein）則高調指出，“戰(zhàn)爭形態(tài)正由消耗戰(zhàn)（Wars of Attrition）向認知戰(zhàn)方向轉變（Wars of Cognition）”，這標志著“認知戰(zhàn)”正式進入美軍理論體系，這一概念也被視作美軍新一輪作戰(zhàn)概念創(chuàng)新的思想內核（Emily; Zac; Sian, 2018）。自此，認知域作戰(zhàn)作為成熟的概念進入了美軍軍事術語體系。比如，2018年12月美國陸軍頒布的《多域戰(zhàn)中的美國陸軍2028》（托德·施密特，2020）訓練條令中，就明確了美國陸軍在未來沖突中應如何通過“競爭、滲透、瓦解和利用”等手段與對手開展認知戰(zhàn)。由此可見，認知域作戰(zhàn)已經成為美軍對外作戰(zhàn)的基本樣式設定。
美國。作為熱衷于“推銷”戰(zhàn)爭的國家，美國一直追求對外實施多樣化的戰(zhàn)爭樣式。除了充滿硝煙的物理戰(zhàn)之外，美國還對外推行了多樣化、多領域戰(zhàn)爭樣式來配合物理域的作戰(zhàn)。這些領域看似沒有硝煙，但卻成為美國對外推行認知域作戰(zhàn)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手段包括經濟制裁、外交圍堵、聯(lián)盟孤立、軍事威懾、金融洗劫、污名化國家、離間民眾、極化情緒、顏色革命等?？梢哉f，冷戰(zhàn)期間，美國對蘇聯(lián)推行的冷戰(zhàn)思維和戰(zhàn)略舉措，完全是一次徹頭徹尾的認知域作戰(zhàn)的實踐，為美國的認知域作戰(zhàn)積累了重要經驗。冷戰(zhàn)以后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的認知域作戰(zhàn)更加駕輕就熟，在認知域作戰(zhàn)思維的指導下，其廣泛調動資源和力量，在全球高調地開展認知域作戰(zhàn)，為進一步維護和強化其霸權服務，具體表現為如下方面。
（1）頻繁公布戰(zhàn)略，實施認知訛詐。為了顯示其自身力量的強大，美國政府、軍隊以及智庫高調宣揚自己的重要發(fā)展戰(zhàn)略和研究報告，對外展示美國和美軍未來的發(fā)展目標和力量部署及定位，從而宣傳美式價值觀念，主要包括美國國家安全戰(zhàn)略報告、美國國家科技戰(zhàn)略報告、美國國家情報戰(zhàn)略、美國印太戰(zhàn)略、美國太空戰(zhàn)略等。美國軍方則不斷對外公布“空海一體戰(zhàn)”“網絡中心戰(zhàn)”“馬賽克戰(zhàn)”“跳島戰(zhàn)”等新概念。隨著智能化時代的到來，美國通過各種渠道高調對外展示其人工智能的能力和發(fā)展成果，宣稱要打一場“讓對手看不懂”的戰(zhàn)爭。美國政府以及軍方借用層出不窮的新概念以及無盡前沿的科技發(fā)展，實則對外高調推行戰(zhàn)略級的認知域作戰(zhàn)，其根本目的是維持美國在全球范圍內對人們大腦和思維上的“認知霸權”，進而為維護其全球霸權服務。
（2）矛頭對準中俄，制造認知偏差。美國在對外推行認知域作戰(zhàn)的過程中，主要通過一系列重大文本的頒布、重要信息的發(fā)布來刻意打造并不存在的外部威脅，為其擴大軍費、兜售軍火、維持軍力尋找理由。其主要形式除包括上文提及的定期發(fā)布國家情報戰(zhàn)略、國家四年防務評估報告、有關國家軍力報告、有關國家民主狀況報告等，還通過政府和軍方的信息發(fā)布會、重要報刊網站的信息刊登、重要人物的對外訪談等渠道發(fā)布信息。此外，美國的認知域作戰(zhàn)手段還包括污名化外部國家，或者通過制造議題、形成議案，合理化其霸權行徑，服務其對外政策。較為典型的案例是，在新冠疫情期間，美國一些政客企圖將疫情責任甩鍋中國；在烏克蘭危機問題上，中國既不是當事方，更不是肇事方，美國卻反復對中國橫加指責，要求中國擔責；通過多種渠道在全球大肆宣揚“中國威脅論”“中國殖民論”，等等。對于俄羅斯，在烏克蘭危機期間，美國大肆渲染俄羅斯威脅，加劇緊張局勢，大搞拱火助戰(zhàn)、極限制裁，導致危機擴大化、持久化，造成冷戰(zhàn)后歐洲最大的地緣政治危機。
（3）加強聯(lián)盟關系，形成認知圍堵。為了推動形成全球范圍內良好的認知域作戰(zhàn)態(tài)勢，美國一方面高調推出“印太戰(zhàn)略”，在全球構建聯(lián)盟體系，強化其在全球的領導地位，更企圖通過聯(lián)合盟友向對手實施多方圍堵，進而從認知上形成高壓。首先，除傳統(tǒng)的北約之外，美國在亞太強化美韓、美日關系，試圖構建美日韓新型三角關系；在五眼聯(lián)盟的基礎上，構建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AUKUS）；拉攏印度、日本等國打造了一個美日印澳“四國機制”。其次，通過召開主題性和地區(qū)性的會議向相關國家施壓，例如“民主峰會”“美非領導人峰會”“美國-太平洋島國峰會”等。此外，美國還企圖通過強化雙邊關系，在第三方國家建立更為廣泛的軍事基地，鼓勵第三方國家加大對相關地區(qū)的投資，以抵消有關國家的影響。
（4）宣示技術進步，展示認知壓迫。得益于二戰(zhàn)后集聚的大批人才、長期的穩(wěn)定發(fā)展以及高水準的投入，美國在高科技領域一直居于全球領先地位，正因如此，美國在此領域的成果迭出便不足為奇。近年來，經濟、物理、化學等領域的諾貝爾獎得主多數來自美國，這其中除了源于美國強大的科技實力外，另一重要原因是在其霸權影響下，美國試圖通過此平臺高調展示其科技的領先，進而塑造美國位于科技高地的心理和認知。同時，美國還不斷高調展示其在人工智能、人機聯(lián)網、腦機接口等領域取得的重要進展。比如，美國谷歌（Google）公司旗下DeepMind公司多次展示其研制的AlphaGo與人類棋手的博弈，并取得勝利；美國波士頓動力公司在社交媒體上不斷展示其開發(fā)的機器人的研究進展，試圖強化其在人工智能領域的領先地位；火箭回收技術，星鏈計劃，以及美國人工智能公司OpenAI開發(fā)的通用大模型語言技術ChatGPT等在互聯(lián)網平臺的高調展示，吸引了全球廣泛的關注?？茖W的無盡前沿，在科技領域的認知域作戰(zhàn)中，被美方演繹得淋漓盡致。
（5）戰(zhàn)場實戰(zhàn)運用，推動認知演進。從20世紀末到21世紀以來，美國對外持續(xù)挑起了多場戰(zhàn)爭。從領導北約介入對南聯(lián)盟的軍事行動，到阿富汗戰(zhàn)爭、伊拉克戰(zhàn)爭、敘利亞戰(zhàn)爭，此外，美國還或明或暗地介入了利比亞內戰(zhàn)、對伊斯蘭國（ISIS）的反恐戰(zhàn)爭、烏克蘭危機等。在這一系列的戰(zhàn)爭和沖突中，美國都將認知域作戰(zhàn)行動推進到了戰(zhàn)場實踐中。在對南聯(lián)盟的戰(zhàn)爭中，美國發(fā)起計算機戰(zhàn)，很快控制了南聯(lián)盟網絡。敘利亞戰(zhàn)爭中，美國利用阿拉伯顏色革命的風波，在民眾中煽動分裂。當前的烏克蘭危機中，美國除了在物理空間向烏克蘭提供武器，在網絡空間為烏克蘭提供技術支持之外，還在認知空間給烏克蘭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并在以下方面對俄羅斯進行極限認知攻擊：道義拱火推責，政治強權譴責，外交組團孤立，經濟封堵制裁，互聯(lián)網絡阻隔，文藝交流中斷，智能技術植入，等等。由此可見，美國已經將認知域作戰(zhàn)在實戰(zhàn)中推進到了多域戰(zhàn)、混合戰(zhàn)、全域戰(zhàn)的境界，戰(zhàn)略、戰(zhàn)術運用十分熟練，還不斷借助科技與多域戰(zhàn)手段向對手實施極限壓制。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經過多年的發(fā)展，目前已經擁有30余個成員國。北約公約規(guī)定，締約國任何一方遭到武裝攻擊時，應視為對全體締約國的攻擊。這個公約本身就含有認知域作戰(zhàn)的意味。從誕生之日起，北約主要針對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華約，開展以冷戰(zhàn)為主要形式的認知域作戰(zhàn)。東歐劇變后，北約實則已經失去了存在的基礎，但是其借東歐劇變，不斷向東擴張，矛頭直指俄羅斯。認知域作戰(zhàn)概念誕生以來，北約就高度重視其作戰(zhàn)機理研究和具體運用，推進相關戰(zhàn)略部署與實踐。
（1）積極開展研究，分享研究成果。北約組織機構內部對于認知域作戰(zhàn)有著濃厚的興趣，為了在該領域取得優(yōu)勢，其積極開展相關研究。2021年6月21日，在北約盟軍轉型司令部（ACT）的創(chuàng)新中心和法國國家認知研究所-法國波爾多國立高等認知工程學院（ENSC）的聯(lián)合組織安排下，法國波爾多高等認知工程學院舉辦了一場關于“認知戰(zhàn)”的高級別研討會，一批科學家、軍事和工業(yè)利益相關者、創(chuàng)新中心的代表參加了會議。會上對認知域作戰(zhàn)的定義、內涵、表現、手段、理論、核心技術、網絡作用、敘事等諸多內容展開了深入探討，總結了認知域作戰(zhàn)的復雜性和簡單性，展示了認知域作戰(zhàn)中的框架、社會文化、認知行為以及技術賦能，并通過展示和分析重要案例為北約成員國分享了經驗，還總結了認知域作戰(zhàn)淵源及其與其他傳統(tǒng)作戰(zhàn)形式的差異（Claverie; Prébot; Buchler; Cluzel, 2021）。
（2）集中針對俄羅斯，打造西方陣營。受美國影響，在認知域作戰(zhàn)領域，北約的矛頭直指俄羅斯，同時塑造北約整體形象。北約在對俄羅斯的形象塑造與傳播中，有效地展開了偏態(tài)敘事，一方面，打造其自身的受害者形象；另一方面，向域內國家傳輸對俄羅斯的恐懼心理認知。在這一心理的影響下，北約由12個國家組成的國際組織逐漸發(fā)展成為當下由30余個國家組成的集體安全組織。在烏克蘭危機中，北約也大力支持烏克蘭，孤立俄羅斯。從政治、經濟、外交、人文交流等領域對俄羅斯實施制裁，在軍事上對俄羅斯保持高壓態(tài)勢，不斷在俄羅斯邊境臨近地區(qū)部署導彈，開展軍事演習，甚至暗中派遣軍隊人員，包括作戰(zhàn)人員和高級顧問，參與烏克蘭軍隊的對俄作戰(zhàn)。在人文交流上，封禁俄羅斯的社交網絡平臺，在網絡空間侵擾俄羅斯的網站，對俄羅斯國民實施離間、分化、西化，弱化其民族認同、文化認同和軍人精神。在美國的影響下，北約成為當前烏克蘭危機中對俄認知域作戰(zhàn)的急先鋒。
俄羅斯。俄羅斯與西方地理位置臨近，歷史淵源頗深。無論是拿破侖時期還是兩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俄羅斯都與西方處在不同狀態(tài)的斗爭中。冷戰(zhàn)時期，蘇聯(lián)同西方陣營在全球范圍內展開了對抗和競爭。從現在來看，蘇聯(lián)在冷戰(zhàn)中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其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的認知域作戰(zhàn)中的失敗。當前俄羅斯的認知域作戰(zhàn)主要有以下特點。
（1）官方主流媒體主導，其他媒體積極配合。俄羅斯一直強調通過主流媒體發(fā)聲，利用主流媒體來統(tǒng)一聲音。俄方主要通過俄通社-塔斯社（俄羅斯通訊社）、俄羅斯之聲、俄羅斯新聞社、國際文傳電訊社、俄羅斯第一頻道、俄新網來對外傳遞統(tǒng)一聲音，其他媒體機構則轉達主流媒體的聲音。在烏克蘭危機期間，俄羅斯通過頒布法律，聲明其他媒體必須引用俄方主流媒體有關烏克蘭危機的報道，對于一些違反規(guī)定的媒體，俄羅斯官方將實施相應的罰款或限制關停，俄國防部則定期公布戰(zhàn)事進展情況供媒體轉載。
（2）領導人物宏大敘事，搶奪人道主義和道義高地。為了贏得戰(zhàn)爭的道義高地和主動權，特別是戰(zhàn)爭的定義權，也為了反擊烏克蘭及西方對俄羅斯的污名化和話語平臺封堵，俄羅斯總統(tǒng)普京多次發(fā)表對全俄也是對全世界的有關講話。普京在講話中對烏克蘭危機進行了深度剖析和解讀，指明這是俄方的一場特別軍事行動，是對北約長期以來欺騙行徑的回應，是為了實現在烏克蘭去軍事化、去納粹化，并使烏克蘭保持中立化和保護俄語的應有地位等。在講話中，普京還多次強調俄烏同源同族，俄羅斯沒有占領烏克蘭的意圖。同時，俄羅斯外交部長還多方出訪，在包括聯(lián)合國在內的國際組織和國家發(fā)聲，為俄羅斯正名，盡可能抵消西方國家的負面聲音。
（3）積極采用智能技術，巧用其他渠道發(fā)聲。烏克蘭危機初期，俄方通過俄羅斯電視臺（RT）、俄羅斯社交平臺（VK）以及Twitter、Facebook、Instagram、谷歌搜索引擎等，發(fā)布有利于俄羅斯的言論，為俄羅斯的軍事行動營造積極主動氣氛。俄羅斯的主要社交媒體與國際聯(lián)系被斷開或者隔絕后，其更多地利用上述社交平臺在第三世界的窗口繼續(xù)釋放有利于俄方的信息。
（4）混合多域作戰(zhàn)，保持定力。烏克蘭危機本身就是一場認知域作戰(zhàn)，俄方在軍事行動開始后，就進行了在政治、網絡、金融、外交、能源、食品、人道主義等領域的多域作戰(zhàn)以及軍事行動和民間行動交替的混合作戰(zhàn)的準備。俄羅斯同西方同時展開了物理空間的明戰(zhàn)，網絡空間的暗戰(zhàn)以及認知域的助戰(zhàn)?？傮w而言，俄羅斯的認知域作戰(zhàn)主要受格拉西莫夫提出的混合戰(zhàn)理論影響，展現出極強的俄羅斯特色。俄方的混合戰(zhàn)思想，在克里米亞戰(zhàn)爭中得到應用，并取得了明顯效果（Pocheptsov, 2018）。在整個烏克蘭危機期間，除了軍事行動之外，俄方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展開了眾多領域的認知主動權爭奪，包括“布查事件”人道主義真相，“北溪”管道被炸事件，沖突中運送武器的敘事，烏克蘭難民危機，瑞典、芬蘭加入北約問題，等等。俄方混合多域的認知域斗爭，有力地配合了自身的物理域作戰(zhàn)。
認知域作戰(zhàn)的主要理論
作為一個新興領域，認知域作戰(zhàn)并沒有固定統(tǒng)一的理論?！秾O子兵法》中的“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可以說是其中最為重要的思想。從學科領域而言，認知域作戰(zhàn)的理論首先是來源于認知科學領域，包括認知神經科學、認知行為學說、認知文化學說、認知思維學說等領域，同時也會不斷涉及其他領域的理論，整體形成不斷豐富和不斷匯聚的態(tài)勢。隨著腦電儀（EEG, ERP），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眼動儀（eye tracker）等大量神經認知設備的引入，人們對于大腦認知的了解越來越深入和全面，認知域作戰(zhàn)的理論也因此正處于不斷豐富發(fā)展的階段，呈現出多學科、多領域、多維度的特點。
如前所述，僅在認知概念形成以及表達部分，認知域作戰(zhàn)就涉及認知范疇、認知具身、概念隱喻、認識視窗、認知風格、個體認知、群體認知、身份認同、文化認同、認知語境等眾多概念和理論（Ungerer; Schmid, 2001; Glass; Holyoak, 1986）；從傳播學領域，我們還可以引入沉默的螺旋、議程設置、烏合之眾、首次傳播、真相問題、情感問題、反復重復、信息孤島、信息繭房等概念和理論（Miller, 2007; 劉海龍，2008；歐陽宏生等，2020）；在文學敘事領域還有宏大敘事、微小敘事、認知敘事、多維敘事、沖突敘事、情感敘事等理論，在媒體領域則可以吸收媒體融合、多媒體多模態(tài)融合報道等理論，在文體上還有多文體混合、多話語互文等理論（Smed et al., 2021; 歐陽宏生等，2020）。此外，人物與群體畫像、人物與群體心理分析、人物與群體心理文化認知與行為分析、社會文化與行為分析、人機交互互動理論、腦機接口互動理論等智能技術和理論也能應用于認知域作戰(zhàn)中（Woolley; Howard, 2019; Auerbach; Castronovo, 2013; Cambie; Ooi, 2007）。
總之，由于認知域作戰(zhàn)本身的復雜性，認知域作戰(zhàn)理論也呈現出豐富多樣性，多學科性和學科交叉性。隨著認知域作戰(zhàn)的進一步深化和延伸，其理論體系也將進一步精細和完整，其發(fā)展方向也將更加突出地反映認知域作戰(zhàn)本領域的特色。
認知域作戰(zhàn)的核心技術
認知域作戰(zhàn)與傳統(tǒng)輿論戰(zhàn)和心理戰(zhàn)的巨大差異在于，認知域作戰(zhàn)有著強大的技術背景和技術支持。傳統(tǒng)的輿論戰(zhàn)、心理戰(zhàn)由于缺乏對每一潛在影響對象先期情況的了解，特別是不夠了解相關對象的認知偏好、認知缺陷、認知短板、認知盲區(qū)、認知風格、認知水平以及總體認知特點，往往只能進行模糊判斷，并在此基礎上對作戰(zhàn)行動實施模糊的指令和執(zhí)行，對于結果也難以進行清晰的評估，也就是無法形成“觀察-調整-決策-行動”循環(huán)（OODA）的清晰回路。當前，由于技術和算法的快速發(fā)展，技術平臺向前沿延伸，信息資源的超大規(guī)模集中存儲的實現等，認知域作戰(zhàn)的技術能力已提升到無限快速發(fā)展的狀態(tài)。此外，信息產品的設計與生成，生成內容的多樣性，產品的精確化送達、傳遞和傳播模式，以及信息產品的影響效果，都已超過了之前的任何時代，人類的認知域作戰(zhàn)真正進入技術與認知快速發(fā)展的時代。
簡要說來，認知域作戰(zhàn)領域的技術大體可以分為如下主要類型。
通用技術。這主要指的是認知域作戰(zhàn)的一般技術，即在缺乏特殊智能設備的情況下人們可以制成的認知域作戰(zhàn)產品的技術與技能，大體包括一般書籍、報刊等紙質出版物的制作與印刷技術、圖片攝影制作、無線電廣播播音、電視、電影攝影制作等技術。這類技術中，還可以包括一些技能，比如設計藝術技能，繪畫、說唱、演奏、舞蹈等技能，這些通用技術與技能是認知域作戰(zhàn)的基礎能力，廣泛適用于傳統(tǒng)的認知域作戰(zhàn)（魯曙明、洪浚浩，2007；張雷，2008；Auerbach; Castronovo, 2013; Jason, 2015; 廖東升等，2021）。
認知域作戰(zhàn)的新興技術。隨著自然語言處理、大數據、云計算，以及人工智能技術的發(fā)展，特別是面向多媒體、多模態(tài)、多領域的智能化技術的出現，當前的認知域作戰(zhàn)已經進入了新的發(fā)展階段，跨文化、跨語言、跨領域的認知域作戰(zhàn)相對容易實現。這些技術包括：（1）信息態(tài)勢感知與監(jiān)控技術：多語言信息分析與監(jiān)控技術，多模態(tài)信息感知與分析技術，目標信息提取與知識挖掘技術，多文化感知與沉浸分析技術，輿情監(jiān)控應對技術，認知情感計算技術，認知畫像技術，知識圖譜技術等。（2）信息生成與應用類：多語言翻譯技術，智能建模技術，智能代碼撰寫技術，智能文本識別與生成技術，智能圖片生成技術，智能語音技術（識別與合成），智能視頻生成技術等。（3）信息投送與傳播技術：電磁空間插播技術，新興社交媒體介入技術，虛擬現實技術，增強現實技術，混合現實技術等。（4）深度偽造信息生成、查證和鑒偽技術：智能深度偽造與自動生成技術，智能信息溯源和傳播路徑回溯技術，多模態(tài)（文本、語音、圖片、視頻）信息真?zhèn)舞b別技術等。（5）智能機器人技術：智能語音應答技術，智能圖像服務機器人技術，智能視頻服務機器人技術，智能新聞稿件撰寫機器人技術，智能多模態(tài)信息生成服務機器人技術，特定領域智能機器人技術，軍事斗爭單兵認知域作戰(zhàn)信息傳輸機器人技術，等等（Kott, 2008; 雷·庫茲韋爾，2011；約翰·布雷克曼，2019；大衛(wèi)·薩普特，2020；廖東升、郭勤，2022）。
認知域作戰(zhàn)的潛在技術。當前，認知域作戰(zhàn)進入沉浸式、體驗式、創(chuàng)意式、情景式認知場景探索的發(fā)展階段，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創(chuàng)意不斷涌現，盡管其中許多技術還處在探索階段或者還不夠成熟階段，但其未來有著很強的潛在應用價值。其中包括：（1）元宇宙。元宇宙廣泛運用于一些動漫游戲、創(chuàng)意小說、歷史文化場景的創(chuàng)建中，可以生成極具吸引力的虛擬場景和混合場景。（2）“腦控”技術。大量的實驗已經驗證，人腦可以通過外部的次聲波、電磁波、激光、情感語音、密集噪音、刺激性畫面等受到深刻影響，進而導致喪失作戰(zhàn)機能；也可以在一些特定藥物影響下保持長期的清醒和非疲勞狀態(tài)；在特定情況下，如果能夠掌握大腦的活動節(jié)律，可以發(fā)出特定的指令，使士兵拒絕執(zhí)行上級命令，并主動投降。（3）腦機接口技術。這是當下各國高度關注且密集投資的領域。腦機接口的研究目標是在人腦中植入芯片，使人執(zhí)行來自遠方網絡的指令。當前，科學研究已經證明可以通過給動物大腦植入電極，使動物完成一些簡單的動作。展望未來，這方面的研究也將展現出無限的可能。（4）單兵感知與反應技術。當前的單兵感知與反應完全是以人的基本感知能力為基礎的，未來人的感知能力可以在各個領域得到充分放大，比如，對于不同頻率的聲音、不同頻譜的光、超遠距離的信息的感知，以及對于各種信息的綜合集成及其反應和決策等。單兵感知與反應系統(tǒng)將可以應用大量人工智能技術，進而塑造一個超級單兵個體，其在認知域作戰(zhàn)領域的能力將不可限量。（5）大模型內容生成技術。當前這類技術已經實質產生，并得到局部驗證，且在現實中已經得到了較好的反響。隨著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技術的廣泛出現，基于通用大模型的內容生成技術將會深刻影響認知域作戰(zhàn)，并將認知域作戰(zhàn)的技術開發(fā)推向又一個新的前沿（杜雨、張孜銘，2023；羅語嫣等，2018；趙國棟、易歡歡、徐遠重，2021; MWI Staff, 2022; Giordano, 2022）。
認知域作戰(zhàn)的技術與理論一樣，沒有終結，也沒有邊界。當前，一系列的新質新域技術都會對認知域帶來新的影響，比如星鏈技術、量子通訊技術、認知域作戰(zhàn)多域情報獲取與分析技術、多域全域智能指揮推演技術等。這些技術是置于聯(lián)合作戰(zhàn)中戰(zhàn)略層面的技術，但是它們的出現和飛速發(fā)展，也會進一步強化認知域作戰(zhàn)的理念、樣式、戰(zhàn)法的飛速進步，并促進認知域作戰(zhàn)整體的跨越式發(fā)展。
認知域作戰(zhàn)本身就是對認知域的極大考驗，是認知域的深度自我拷問與顛覆，是認知自我極限的深度拓展與再造。當前，隨著認知科學的快速發(fā)展，以及人們對認知域無盡前沿的深度探索，對認知域理論和技術的大膽突破和融合創(chuàng)新，認知域作戰(zhàn)的無盡前沿只會走向更前沿、更前端、更前線。
參考文獻
大衛(wèi)·薩普特，2020，《被算法操控的生活》，易文波譯，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杜雨、張孜銘，2023，《AIGC：智能創(chuàng)作時代》，北京：中譯出版社。
漢娜·弗萊，2021，《算法統(tǒng)治世界》，李英松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
雷·庫茲韋爾，2011，《奇點臨近》，李慶誠、董振華、田源譯，北京：機械工業(yè)出版社。
梁曉波，2022，《認知域作戰(zhàn)是語言對抗新的主戰(zhàn)場》，中國社會科學網刊，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3239175754889483& wfr=spider&for=pc。
魯曙明、洪浚浩，2007，《傳播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劉海龍，2008，《大眾傳播理論：范式與流派》，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羅語嫣、李璜、王瑞發(fā)、雷瀟、廖東升、朱瑩瑩，2018，《認知域的公域特性及其關鍵技術》，《國防科技》，第4期。
廖東升、梅順量、周楚韻、付陽，2021，《現代戰(zhàn)爭心理戰(zhàn)高科技運用探析》，《國防科技》，第1期。
廖東升、郭勤，2022，《國防視域下的認知域研究》，《國防》，第10期。
歐陽宏生等，2020，《認知傳播學》，北京：科學出版社。
托德·施密特，2020，《戰(zhàn)爭的新領域：認知之戰(zhàn)》，http://www. modernwar.gov.us/article/A new field of War: cognitive war。
楊明，2005，《軟戰(zhàn)爭——信息時代政治戰(zhàn)探析》，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俞新天，2022，《西方對華認知戰(zhàn)的威脅與中國民間外交的提升》，《國際問題研究》，第6期。
約翰·布雷克曼，2019，《心智：關于大腦、記憶、人格和幸福的新科學》，黃鈺蘋、鄧園、歐陽明亮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張雷，2008，《傳播學通用教程》，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趙國棟、易歡歡、徐遠重，2021，《元宇宙》，北京：中譯出版社。
A. L. Glass; K. J. Holyoak, 1986, Cogni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A. Kott, 2008, Battle of Cognition: The Future Information–Rich Warfare and the Mind of the Commander, Westport and London: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B. Claverie; B. Prébot; N. Buchler; F. D. Cluzel (eds.), 2021, Cognitive Warfare: The Future of Cognitive Dominance, First NATO Scientific Meeting on Cognitive Warfare (France), Symposium Organized by the Innovation Hub of NATO–ACT and ENSC.
B. Claverie; F. D. Cluzel, 2021, “Cognitive Warfare“: The Advent of the Concept of “Cognitics“ in Field of Warfare; B. Claverie, B. Prébot, N. Buchler and F. Du Cluzel (eds.), First NATO Scientific Meeting on Cognitive Warfare (France), Symposium Organized by the Innovation Hub of NATO–ACT and ENSC.
B. Emily; R. Zac; T. Sian, 2018, Cognitive Warfare, https://cove.army.gov.au/article/cognitive-warfare.
F. Ungerer; H. J. Schmid, 2001,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G. Lakoff; M.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 Lakoff,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 Pocheptsov, 2018, “Cognitive Attacks in Russian Hybrid Warfare,“ Information & Secur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41.
J. R. Boyd, 1996, The Essence of Winning and Losing,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JP3–13, 13 February 2006, Electronic Warfare.
J. Auerbach; R. Castronovo, 2013,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ropaganda Stud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 Smed; T. Suovuo; N. Skult; P. Skult, 2021, Handbook on Interactive Storytelling, Hoboken: John Wiley & Sons Ltd.
J. Giordano, 2022, Is Neuroscience the Future of Warfare? Defence iQ, https://www.defenceiq.com/defence-technology/articles/neuroscience-and-futurewarfare-1.
K. Miller, 2007, Communication Theories: Perspectives, Processes and Contexts,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MWI Staff, 2022, MWI VIDEO: The Brain Is the Battlefield of the Future–Dr. James Giordano, Modern War Institute, https://mwi.usma.edu/mwi-video-brain-battlefield-future-dr-james-giordano/.
P. Carrica, 2001, Network Centric Warfare,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ce Report to Congress.
R. Langacker, 1987/1991,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I/II),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 L. Solso; M. K. MacLin; O. H. Maclin, 2006, Cognitive Psycholog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S. Cambie; Y. Ooi, 2007,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Strategy: Development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s, PR and Social Media, London and Philadelphia: Koan Page.
S. A. Green, 2008, "Cognitive Warfare", The Auggean Stables, Joint Military Intelligence College, www.theaugeanstables.com/wp-content/uploads/2014/04/Green-Cognitive-Warfare.pdf.
S. Jason, 2015, How Propaganda Works, Princet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 Woolley; P. N. Howard (eds.), 2019, Computational Propagand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 Neisser, 1967, Cognitive Psychology,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W. Croft; A. Cruse, 2004, Cognitive Linguis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arfare Capability of Cognitive Domain: An Overseas Observation
Liang Xiaobo
Abstract: With theories of modern cognitive science and various cutting-edge technology and means, cognitive warfare strives for influencing the views, attitudes, ideas, and standpoints of the targets upon which cognitive influence and cognitive shaping are imposed, so as to better promote the cognitive warfare models and patterns. The U.S.A., NATO, Russia, etc. have had abundant strategic deployments and practices with diversified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ognitive warfare, demonstrating the pursuit of endless frontier technology and theory in the cognitive warfare.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related technology, the cognitive warfare technology and theory of these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ill be further enriched and extended.
Keywords: cognitive science, cognitive warfare, cognitive theory, cognitive technology
責 編∕包 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