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來，我國新生兒數量逐年減少，總和生育率持續(xù)走低，其深層次原因在于青年群體的生育意愿降低，這一問題已引起廣泛關注。青年生育觀念近年來呈現出現代化、多元化的新變化新趨勢，生育決策自主化，群體分化更加明顯。這些變化的背后是宏觀歷史、未來預期以及信息杠桿等多重效應的疊加影響。倡導新型青年生育觀、構建生育友好的社會文化需要從社會氛圍、法律制度、信息傳導以及性別文化等方面入手，全面布局，系統(tǒng)規(guī)劃，從而推動我國人口高質量發(fā)展。

【關鍵詞】青年 婚育 生育觀念

【中圖分類號】C924.21

【文獻標識碼】A

人口高質量發(fā)展是一項具有綜合性、復雜性、長期性的戰(zhàn)略任務，生育則是其中的核心環(huán)節(jié)。近年來，我國生育政策逐步放寬，各部門也相應出臺了取消社會撫養(yǎng)費、三孩生育保險、普惠托育服務等一系列支持生育的配套措施，然而生育率持續(xù)下降的趨勢未得到明顯扭轉。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總和生育率降至1.3，已經位于國際上通常認為的“低生育率風險”警戒線區(qū)間內。根據國家統(tǒng)計局2023年1月公布的數據，2022年全年出生人口956萬人。新生兒數量降至1000萬以下，這一歷史性轉折點比預期提前了約10年到來。諸多研究表明，客觀的經濟收入、社會福利等因素并不能夠完全解釋生育率與生育行為的轉變，并且這些客觀因素都需要通過生育觀念這一內在動力傳導至生育決策和行動。

青年是標志時代的最靈敏的晴雨表，青年時期是組建家庭、生育子女最為重要的人生階段。理清青年群體生育觀念的新變化、新趨勢，剖析其產生變化的深層次原因，對于深刻理解我國未來人口發(fā)展的長期趨勢至關重要，對于人口發(fā)展政策的及時準確調整具有戰(zhàn)略性、前瞻性意義。

青年生育觀念的新變化、新趨勢

青年生育觀念不僅包括青年生育子女的意愿，也包括他們對于婚姻、家庭、養(yǎng)育乃至親子關系等一系列問題的觀念和態(tài)度。出生于中國經濟騰飛年代的青年群體，其生育觀念整體上更具有現代主義色彩，而生育觀念在青年群體內部的差異化特征則呈現出與當今社會結構分化相一致的趨勢。青年生育觀念的變遷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生育觀念多元化，情感價值取代工具價值?，F代化理論認為，現代化不僅僅是狹義上的工業(yè)化、城鎮(zhèn)化過程，而是包括社會價值觀念在內的完整的社會變革系統(tǒng)工程。改革開放40多年來，伴隨著我國工業(yè)化、城鎮(zhèn)化進程，青年社會心態(tài)與價值觀念也在較短的一個歷史時期內經歷了深刻的現代化重構，生育觀念的轉變是這一過程的集中體現。生育觀念的現代化轉向并非中國青年的獨特現象，而是幾乎所有進入現代化社會的國家的共性。對于當今的中國青年來說，婚姻不再是人生的必選項，生育也不再是家庭職責和剛性任務，而是個體選擇?；橐龊蜕齽訖C上的個體主義增強、家庭主義減弱，家庭責任不再具有超越個人的優(yōu)先級，個人追求與家庭責任的平衡被視為婚姻的重要前提。

在青年進行婚姻與生育決策時，伴侶與子女所具有的情感價值取代“傳宗接代”“養(yǎng)兒防老”等工具價值，成為影響決策的核心要素。對于婚姻，青年更傾向于自由選擇伴侶，并建立基于平等、尊重和共同價值觀的婚姻關系。一項面向廣州市“90后”青年的調查數據顯示，“遇到相悅的另一半”（72.43%）是青年在結婚時考慮的最主要因素。而對于生育，傳統(tǒng)的對生育子女的數量追求和性別偏好已發(fā)生根本性改變。調查數據顯示，對于生育孩子的意義，排序前三位的分別是“人生圓滿，見證生命偉大”（67.13%）、“工作更加努力，人生有了目標”（47.55%）、“夫妻關系更加和諧”（44.76%）。研究也發(fā)現，在不愿再繼續(xù)生育的城市青年中，有相當高比例是因為“已經達到理想的生育規(guī)模”，而并非受到經濟條件等客觀因素限制；而在子女性別期望方面，城市青年已經摒棄了傳統(tǒng)的“男孩偏好”，“生男生女都一樣”的想法深入人心，甚至表現出較為明顯的“女孩偏好”，想生女孩的意愿遠強于想要男孩的意愿。

生育目的現代化：從育兒到養(yǎng)老的生育文化變遷。從社會互動視角出發(fā)，可以認為生育是代際互動的連結點，教育與養(yǎng)老是代際互動的兩大核心場域，青年生育觀念的轉變體現了青年世代的教育觀念、養(yǎng)老觀念乃至家庭觀念的全方位變遷。青年一代對子女的教育觀念從“達標式育兒”轉變?yōu)?ldquo;頂格式育兒”，傾向于采用更加精細化的撫養(yǎng)方式。他們傾向于追求高質量的教育資源和教育機會，生育孩子數量少，以便能夠更好地關注和投入他們的教育。對教育的重視導致教育投入在全社會層面進一步“內卷化”，彌散性的教育焦慮傳導至個人和家庭層面，形成隱形生育門檻和心理成本，并在觀念層面轉變?yōu)榍嗄昶毡榈纳箲]、養(yǎng)育焦慮。有孩家庭對教育壓力和教育焦慮的描述，通過“劇場效應”被放大，進一步影響了未婚未育青年的婚育意愿與信心。“負責任的生育”逐漸成為家庭生育的道德準則和自覺選擇，“子女質量替代數量”逐漸成為家庭的行為取向。

老齡化社會是生育率大幅下降之后的必然結果，根據相關預測，“十四五”時期，我國60周歲及以上人口將突破3億，從輕度老齡化邁入中度老齡化階段。而在個人層面，養(yǎng)老觀念的變遷也與青年生育決策密切相關。就養(yǎng)老觀念對生育觀念的影響來看，研究認為，當個人傾向于選擇家庭養(yǎng)老時會有較高的生育意愿，多子女家庭更有利于共同分擔父母養(yǎng)老負擔。隨著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健全，社區(qū)養(yǎng)老服務日益完善，社會化養(yǎng)老已在青年中被廣泛接受，養(yǎng)老責任和養(yǎng)老方式逐漸多元化。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更加追求自由、獨立的生活，社會交往與社會支持則更傾向于有共同語言的朋友而非傳統(tǒng)的家族、親戚。因此，養(yǎng)老在經濟層面已不再必然依靠家庭，“養(yǎng)兒防老”作為傳統(tǒng)意義上的生育目的和理由，逐漸失去客觀必要性，進一步助推了青年生育觀念的轉變。

生育決策自主化：群體差異更加明顯。從“一孩”到“三孩”的生育政策轉變事實上擴大了青年的生育決策空間，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也在不同群體中進一步分化。在生育文化發(fā)生整體性變遷的當下，社會結構對于青年生育觀念的異質性仍然具有很強的解釋力。研究發(fā)現，青年生育觀念的城鄉(xiāng)差異仍顯著存在，經濟收入、教育程度、主觀階層認同與其生育意愿存在負相關關系，而在北京等特大城市，是否具有本地戶籍也成為影響青年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以生育子女的理想數量和性別期望為例，有研究發(fā)現，農村青年對子女性別表現出一定程度的男孩偏好，而城市青年則較輕微地偏向女孩；處在不同社會階層的青年，希望生育子女數量有顯著差異，受教育水平越高、經濟收入越高的青年，受傳統(tǒng)思想“多子多福”的影響較小，并且更加注重個人生活質量，因而希望生育子女數量較少。

青年生育觀念變化的原因分析

新家庭經濟學理論和第二次人口轉型理論分別從結構主義和文化主義兩種路徑解釋現代社會低生育率的形成機制。新家庭經濟學理論強調生育成本帶來的經濟壓力是生育率和生育意愿下降的原因，第二次人口轉型理論則將低生育率視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而非經濟現象，認為社會心態(tài)和價值觀念的變遷是年輕世代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的內在根本原因。事實上，這兩種理論解釋在本質上具有一致性。經濟壓力與高生育成本的長期存在會潛移默化改變青年生育意愿，逐漸內化為較為穩(wěn)定的生育觀念，進而形塑新的生育文化；而生育觀念的轉變又會使經濟壓力對生育決策的影響作用進一步放大，形成交互效應。

計劃生育政策帶來的宏觀歷史效應。自20世紀70年代末起，我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以來，計劃生育政策成功控制了我國人口增長過快的趨勢，人口素質得到明顯優(yōu)化。從歷史發(fā)展的角度來看，計劃生育政策更加深刻的影響在于從價值觀念層面重塑了我國傳統(tǒng)的生育文化。一方面，通過宣傳教育，“晚婚、晚育，少生、優(yōu)生”等生育觀念深入人心，已然形成一種內在的生育價值取向。另一方面，計劃生育政策改變了家庭內部的教育投資和親子互動模式，家庭對子女（尤其是女孩）教育投入持續(xù)增加，青年一代的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教育部數據顯示，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2021年達到57.8%，為多元化人生價值和生育觀念在青年中的傳播提供了客觀條件。值得注意的是，包括生育政策在內的社會政策對于生育觀念的影響普遍具有一定的滯后性，而從生育意愿轉化為生育決策和生育行為，又面臨諸多不確定因素，因此由計劃生育政策帶來的歷史效應可能在未來一段時期內仍會持續(xù)存在。

未來預期不確定性加劇生育觀念的乏力性。青年時期是人生中充滿變數、缺乏安全感的階段，這種不安全感并非中國青年所特有，而是在全球范圍內具有普遍性。當前，青年就業(yè)狀況持續(xù)承壓，現代“風險社會”內在和外在的雙重不穩(wěn)定增加了青年對未來發(fā)展的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感。研究發(fā)現，失業(yè)率與生育率之間存在顯著相關性，青年失業(yè)率越高，生育率越低，并且就業(yè)狀況對生育意愿的影響具有長期性。就業(yè)壓力持續(xù)上升，職場競爭日趨激烈，青年更有可能推遲生育或將生育視為干擾職業(yè)發(fā)展的因素。青年失業(yè)率的上升也意味著更多青年面臨經濟壓力，使得他們難以承擔養(yǎng)育子女需要的高額生育成本和養(yǎng)育成本，因而在考慮生育時更加謹慎，并更注重經濟穩(wěn)定和負擔能力。

對于青年女性來說，養(yǎng)育子女除了經濟成本之外，更意味著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有研究發(fā)現，女性在生育選擇中需要付出3年的時間成本（或對應的經濟成本）、職場發(fā)展受阻的機會成本等“母職懲罰”。盡管我國對女性生產延長了產假，但如果延長產假帶來的成本全部由企業(yè)負擔，必然會導致企業(yè)盡量避免招聘育齡女性，從而加劇女性在職場上受到的性別歧視。產假過長還容易導致女職工與職場長期脫節(jié)，可能造成工作技能下降，影響返崗后的競爭力。按照“成本-收益”計算，理性的選擇仍然是少生而不是多生。如何增加職場女性的“生育安全感”，是全社會需要正視的問題。

互聯網時代伴隨的信息杠桿效應。青年群體作為“網絡原住民”，大量依靠互聯網獲取信息，當代青年比前幾代人都更早獲知成為父母的“代價”，也有越來越多的夫妻對育兒中性別分工的不均衡有了更明確的感知。“恐婚”“恐育”等婚姻觀念更容易在互聯網上快速擴散，形成信息杠桿效應，對更多青年的生育觀念造成負面影響。

互聯網對不同群體的滲透度和影響力存在顯著差異，對于青年女性和農村青年生育意愿的影響更加顯著。互聯網是現代性別平等和女性主義觀念傳播的重要渠道，女性在互聯網媒介中的話語權大幅提升，也推動社會以更加多元的標準來評判女性價值，加快了生育觀念的現代化轉型。同時，充斥在網絡上的關于男女不平等的大量信息，尤其令女性對生育中的權益保障產生了擔憂，會拒絕生育或者延遲生育?；ヂ摼W對于農村青年生育觀念的影響則較為復雜。研究表明，隨著近年來互聯網在農村地區(qū)逐漸普及，城鄉(xiāng)居民在信息獲取方面的“接入型數字鴻溝”得到很大程度的彌合，因而農村青年的生育觀念轉變較城鎮(zhèn)青年更為明顯?；ヂ摼W還通過更加深刻的方式改變農村青年女性的生育觀念，例如提供更加便捷的學習渠道為女性就業(yè)“賦能”，農村女青年提高人力資本，增加就業(yè)競爭力，進而在客觀上提高了生育的機會成本，間接改變生育觀念?；ヂ摼W對青年生育觀念的影響是近年來備受關注的新興研究領域，相關研究結論尚未得到學界一致認同，例如有研究發(fā)現，互聯網的普及也能夠通過增加就業(yè)機會和家庭經濟收入，從而提高農村青年的整體生育意愿。

構建生育友好社會文化的建議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生育政策適時調整，配套措施相繼出臺，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強調“建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并將其上升至“優(yōu)化人口發(fā)展戰(zhàn)略”的高度，為青年婚育提供了良好政策環(huán)境和社會環(huán)境。低生育率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fā)展附加政策變化而產生的長期結果，青年生育觀念的轉變具有復雜性和長期性，想要改變低生育率現狀也不能一蹴而就，而是要尊重現實，重視生育文化的基礎性作用。通過構建積極生育文化，將家庭友好的生育觀念融入整個生育支持體系建設中，才能真正提高育齡人群，尤其是青年人群生育信心。倡導新型生育文化、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需要各方協(xié)同發(fā)力。

第一，構建更加輕松積極的生育文化氛圍。隨著生育政策以及相關配套政策的寬松化，當前社會上彌漫著要盡快提升生育水平的焦慮，特別是隨著人口負增長的到來，很多人將提升生育水平視為頭等大事，卻忽略了年輕人的感受。從父母的催婚催育到社會的輿論壓力，無一不讓更多育齡人群的生育價值取向從“不敢生”轉變?yōu)?ldquo;不愿生”，這種追求工具性、忽視人文性的生育價值取向在無形中給年輕人更大的壓力，反而會促使其產生更加強烈的恐婚恐育思想。因此，構建和諧友好的新型婚育文化首先要尊重生育主體的自主決策權，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消除育齡人群恐婚恐育的心理，從而真正提振生育率，實現人口長期均衡發(fā)展的美好愿景。

第二，建立生育教育指導服務體系，改變宣傳教育方式，為育齡青年提供信息支持。為青年提供生育支持和資源，包括育兒知識和技能培訓、兒童教育和保健資源、家庭輔導和支持網絡等。這有助于年輕人增強對生育的信心，減輕育兒壓力，并提高育兒的質量和幸福感。充分發(fā)揮基層黨組織和社區(qū)作用，根據不同群體的特點和需求進行精準定位和傳播，提升個人和家庭的幸福感。強調生育對個人和家庭幸福感的積極影響，包括培養(yǎng)親子關系、分享家庭快樂、增加生活的意義和滿足感等。通過講述幸福家庭的故事和經驗，激發(fā)年輕人對生育的興趣和期待，引起年輕人的興趣和共鳴。

第三，關注女性權益與發(fā)展訴求，促進社會和家庭領域的性別平等。雖然男女平等的理念已經在青年群體中得到普遍認同，但我國的性別平等事業(yè)仍任重道遠。而性別歧視、性別刻板印象是造成青年女性低生育意愿的重要原因。對此，需要進一步從制度層面保障女性權益，在家庭、勞動力市場以及社會輿論等各個場域推動性別平等。一是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去性別化”導向，確保男性育兒假期真正落實，通過額外獎勵或稅收減免的形式引導用人單位為孕期、哺乳期女性及低齡兒童父母提供居家辦公、彈性工時等人性化工作安排；二是重視提高產后女性重返職場的能力，為其提供就業(yè)培訓、創(chuàng)業(yè)指導、貸款免息和稅費減免等方面政策支持，降低“生育懲罰”對女性生育意愿的負面影響。此外，新時代生育文化還強調平等和共擔責任的家庭觀念。夫妻之間更加注重平等、和諧和共同成長，男性也更多地參與家庭事務和育兒工作；社會需要倡導提供更好的支持和便利條件，以幫助夫妻實現工作和家庭的平衡。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副院長，人口與發(fā)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中國人民大學公共健康與衛(wèi)生疾控文理交叉團隊項目（項目編號：2023PDPC）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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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李丹妮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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