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全球治理面臨地緣政治和大國關系緊張、世界的不確定性不穩(wěn)定性急劇增加、第四次工業(yè)革命帶來顛覆性影響、逆全球化強勁反撲等困境。以和平、發(fā)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為主要內容的全人類共同價值，不僅為全球治理貢獻了中國智慧，也為全球治理體系確立了安全和睦、經濟繁榮、民心相通三大目標。各國文化雖然不盡相同，歷史傳統(tǒng)各異，但從全人類共同價值高度看，各國文化、各種文明確有相通、相連、相容之處，這也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人文根基。

【關鍵詞】全人類共同價值  全球治理  多邊主義  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圖分類號】D601    【文獻標識碼】A

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的不確定性不穩(wěn)定性急速上升，國際局勢持續(xù)大動蕩、大變革。這兩年新冠肺炎疫情揮之不去，暴露全球公共衛(wèi)生體系的嚴重脆弱性。大變局的大動蕩、大變革使全球治理體系不堪重負，碎片化、無序化加重，亟需新理念新思想新方案。

習近平主席在2021年“七一”重要講話中首次提出，“弘揚和平、發(fā)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并在多個國際場合呼吁建立“真正的多邊主義”。這些源自中國智慧并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實際緊密結合的新理念新思想，將在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國際關系演變中發(fā)揮重要的引領作用。

當前全球治理困境呼喚構建全人類共同價值

我們從深層次分析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以了解全球治理面臨的挑戰(zhàn)和困境，大致可以歸納為四大變化：

一是世界力量平衡繼續(xù)朝著有利于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大國和發(fā)展中國家方向發(fā)展，而守成大國美國國內矛盾惡化、在全球行使霸權的力量下降，主要西方國家面臨相似遭遇。力量平衡變化及現階段特殊性，特別是美國為維護霸權所做出的激烈反應，導致地緣政治和大國關系緊張、東西方文明隔閡加深、意識形態(tài)和制度之爭凸顯。

從綜合國力分析，202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100萬億元人民幣，占世界經濟比重超17%，人均GDP超1萬美元，是世界經濟整體衰退下唯一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簡稱：IMF）在新版報告中預測，2021年美國的經濟可能實際增長6.4%、GDP總量將大幅提升至22.68萬億美元，中國2021年經濟增速預測是8.4%、GDP總量將達到16.64萬億美元，略微超過美國的73%。從國內治理看，中國抗擊疫情、恢復經濟表現突出，凸顯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強大動員執(zhí)行能力，以及中國人民以國家、社會、集體為先的中國文化價值觀產生的凝聚力、社會張力和韌性；中國在提供全球公共產品方面作用明顯，近來宣布將向其他國家再提供20億劑疫苗和上億美元專項資金，以體現公平原則，反對疫苗民族主義。中國治理和發(fā)展模式的成功、中國政治社會制度的獨特意義和優(yōu)越性越來越受到各國關注。

美國冷戰(zhàn)獲勝以后進入“獨步天下的時代”，認為“美國的自由民主體系”無敵于天下，“政治制度競爭的歷史已經終結”，頭腦持續(xù)發(fā)熱，帝國情結加重，戰(zhàn)線越拉越長。美國21世紀初陷入阿富汗、伊拉克戰(zhàn)爭，繼而2008年爆發(fā)金融危機；這兩年應對新冠肺炎疫情錯誤不斷，進一步暴露美國國內治理內在缺陷，行使全球霸權日益力不從心，美國倡導的“自由民主”并非治理國家的靈丹妙藥。這個世界已經不是“美國指揮棒下的世界”，正在逐步過渡為“美國與世界”“各國共同的世界”。全球治理也從西方治理向東西方共同治理轉變。2021年美國拜登政府從阿富汗徹底撤軍，造成很大混亂，阿富汗的國家重建步履艱難?？梢娒绹膶ν鈶?zhàn)略與世界和平發(fā)展以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趨勢格格不入，存在嚴重錯位。

當然，“美國霸權的衰落”并不代表“美國的衰落”。美國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1987年發(fā)表《大國的興衰》一書，引發(fā)美國是否衰落的長期爭論。如今他也認為，美國的地位相對下降，世界已經變得越來越不是一個美國的世界，而越來越保持一個多極世界。美國將更多借助外交手段來治理世界。這種觀點已經廣為接受，同時美國依然是世界政治、經濟、軍事諸多方面最強的國家，在可預見的將來其還是影響全球政治經濟走向的最大變數。

二是地緣政治、大國沖突、戰(zhàn)爭危險等傳統(tǒng)安全威脅有增無減，同時疫情流行、氣候變化、網絡安全、糧食危機等非傳統(tǒng)安全威脅突出，兩者相互疊加、相互影響，世界的不確定性不穩(wěn)定性急劇增加，改變了世界面貌，對人類構成生存性危機。

過去未去，未來已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顯然已經進入歷史交替、格局轉換、體系重組的新階段。在這個轉換期，過去的傳統(tǒng)安全威脅并沒有消失，而未來的非傳統(tǒng)安全威脅卻早已來到人類面前，兩類安全威脅的挑戰(zhàn)一起出現對人類產生了前所未有的生存性危機。

面對全球性危機，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獨自應對或者置之度外，國際社會需要有強大且運作正常的國際和全球治理體系來凝聚各國力量，應對危機，維護人類的生存與發(fā)展。聯(lián)合國及其全球治理體系是現有唯一的國際體系。在大國競爭加劇、傳統(tǒng)與非傳統(tǒng)安全威脅疊加情況下，這一體系承受著難以想象的壓力，全球治理體系已經遭受重創(chuàng)。在美國單邊主義“我行我素”的對外戰(zhàn)略影響下，真正意義的多邊主義已經迷失，變成各取所需、各自解釋的“多邊主義”，甚至成為以意識形態(tài)劃線組建小團伙、“小院高墻”的遮羞布。

地緣政治的傳統(tǒng)安全威脅比較容易理解，而新冠肺炎疫情、網絡安全、氣候變化等非傳統(tǒng)安全威脅的嚴峻挑戰(zhàn)給各國帶來更多的困惑和無奈。新冠肺炎疫情肆虐遠超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造成的危害，不僅造成人民生命財產前所未有的損失，還改變了世界“游戲規(guī)則”，阻隔了全球生產要素特別是人員的流動性，造成世界經濟嚴重衰退，致使全球供應鏈受疫情和地緣政治影響脆弱性暴露，部分供應鏈重組不可避免。而主要發(fā)達國家的疫苗民族主義使得發(fā)展中國家與發(fā)達國家“疫苗鴻溝”加深。只要一個國家不安全，就沒有其他國家的安全，這樣的基本常識都不愿接受，可見國際合作的意愿有多薄弱。

同時，2020年世界貧困人口因疫情增加1.2億，實現2030年可持續(xù)發(fā)展目標更加困難。聯(lián)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最近《我們的共同議程》報告中列舉了新冠肺炎疫情、軍事沖突、氣候變化三大全球挑戰(zhàn)，認為它們是人類面臨的共同考驗，提出各國能否團結一心、同舟共濟應對全球挑戰(zhàn)將決定現有國際體系和全球治理體系的崩潰或者突破。他提議2025年召開“世界社會發(fā)展峰會”，以共同解決因疫情和其他因素造成的嚴重社會問題。不管是否愿意，發(fā)展和貧困問題今后很可能置頂國際社會的共同議程。

氣候變化問題正以包括自然災害頻發(fā)等形式威脅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huán)境。近年來各國開始凝聚國際共識，中美歐盟等主要大國的合作在深入，聯(lián)合國關于氣候變化的談判進程受到高度重視，壓力和期望值同時增大。中國領導人就中國碳排放峰值、碳中和等做出承諾，帶了個好頭。各國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采取切實有效的行動，并細化《巴黎協(xié)定》，使之成為有約束力的國際條約。

由于地緣政治與意識形態(tài)干擾，目前世界身份政治條塊化、集團化嚴重，西方國家正在建設“大、小院高墻”，排擠中國等新興大國。中國呼喚建設“真正的多邊主義”，拆除“高墻”，希望能夠引起各方重視。世界應該是平的，是互聯(lián)互通、不可分割的，任何人為的分割和“山頭”都是逆歷史潮流之舉，將阻礙各國實現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努力。

三是第四次工業(yè)革命帶動科學技術革命，給各國生活方式、生產方式、社會結構帶來顛覆性影響。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fā)達國家對發(fā)展中國家技術革命的后發(fā)勢頭深感憂慮，擔心失去核心技術壟斷地位，于是技術封鎖與“脫鉤”打壓烽煙四起。這對世界經濟發(fā)展、處理大國關系、堅持全球化都是重大考驗。

技術革命出現跨越式發(fā)展，過去林林總總的“不可能”變成現實和未來的無限“可能”。這是當今世界經濟和人們生活的新常態(tài)。無論是5G、物聯(lián)網、人工智能、自動化，還是生命科學、新能源開發(fā)、太空深海探索，這場新技術革命必然推動經濟革命、生活革命、全球治理體系革命，其變化是歷史性、顛覆性的，將助力全球供應鏈深刻調整、就業(yè)格局深刻重組。

這里有幾點十分重要：一要駕馭好技術革命帶來的生活、生產方式以及社會結構變革，實現經濟、社會平穩(wěn)過渡；二要相對合理、公平分配增量財富，避免進一步惡化貧富差距和不平等現象；三要減少和消除技術與資本結合壟斷新興行業(yè)、沖擊政府有效公平治理國家；四要避免國家之間的“技術脫鉤”，反對技術封鎖。只有堅持技術共享、共同發(fā)展，才能取得經濟發(fā)展的雙贏、多贏。

四是持續(xù)幾十年的超級全球化在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推動下，遭遇逆全球化強勁反撲。許多人擔心全球化不再，各國重回“一畝三分地”“雞犬相聞卻老死不相往來”相互割裂的過去。這輪超級全球化幾十年的迅猛發(fā)展，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貿易、投資、資源、人員、信息自由流動的大網絡。這是各國利益共同體的深度融合，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和韌性。雖然全球化利益分配并非人人均享，但給各國帶來的巨大利益有目共睹。相信全球化不會因為這樣那樣的困難和挑戰(zhàn)戛然而止。

全球化利益分配和全球供應鏈塑造過程帶來的“幾家歡喜幾家愁”的現象已經政治化、民粹化，造成不少國家內部政治的極化和社會分化對立。美國和主要西方國家表現尤為突出。

可以確定的是，人們熟悉的全球化正在發(fā)生重大變化，將蛻變進入新的發(fā)展階段，以新的面貌出現在地平線上，即兼顧全球化與國內化、區(qū)域化、臨時搭伴（Ad HOC）模式的新全球化時代。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推動下，以產品生產全球細化分工和資源、人才、資本全球自由流動為特征的全球生產鏈和全球大市場，已經開始深刻調整。未來確實已來。

技術革命迅速發(fā)展使經濟活動成本不斷降低，互聯(lián)網、人工智能和物聯(lián)網普及推廣，使得生產鏈調整、收縮回歸國內成為可能。技術進步是雙刃劍，對于經濟全球化尤其如此。

不少國家從人民生命安全和經濟安全考慮，加上地緣政治因素，對國家安全重新定義，對涉及國家和個人安全的主要產品就近消費者生產、生產鏈進行收縮調整，助推超級全球化向新全球化轉變。這一歷史趨勢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我們不必太過悲觀。從全球化發(fā)展歷史看，每次重大危機后全球化都會以更高水平、更大規(guī)模、更新方式東山再起。1840年代與1970年代世界經濟金融危機之后出現的全球化快速發(fā)展就是佐證。這次疫情結束之后，相信全球化也將以全新的面貌展現在各國面前。各國需要清晰認識歷史趨勢，盡早開始對國內政策、對外戰(zhàn)略做出必要、及時調整，加強學習其他國家成功的治理經驗，對全球治理理念和體系進行調整和重塑，以適應日益變化的國內外環(huán)境，建設能夠更好應對危機的全球治理體系。這一切都需要克服地緣政治陷阱，如果出現“新冷戰(zhàn)”或“冷和平”，那么全球化確實有可能泡湯。

全人類共同價值為國際關系調整和全球治理提供中國智慧

在如此錯綜復雜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國際關系和全球治理變得更加復雜敏感，重大調整勢在必行，卻是步履維艱。各國都在努力追求共同價值或者說世界政治終極目標，但是他們對這些共同價值和終極目標及其內涵與實現路徑，卻有大相徑庭的看法與做法，這大多與這些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和世界政治經濟現實有著密切的關聯(lián)。美國和不少西方國家依賴全球霸權從地緣政治、意識形態(tài)、身份政治出發(fā)試圖繼續(xù)壟斷對共同價值及其實現路徑的解讀權、解釋權，認為只有符合他們的“自由民主”政治經濟模式才是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的“政治正確”。反之則進行打壓、抹黑和圍剿。

冷戰(zhàn)前由于美蘇兩大陣營相互割裂，全球治理只是西方國家自己的治理。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治理是在冷戰(zhàn)后才成為世界政治重要組成部分的，主要在美國霸權秩序下進行運作，以維護美國的“國際秩序”。正如有學者所言的“垂直治理基本模式”，即在國際體系頂層建立國際制度，自上而下地全面管理世界事務和應對全球性問題。所以才有“西方治理”這一說法。

進入新世紀以來，美國行使全球霸權的能力逐步下降，全球霸權秩序如同美國國內政治一樣開始“衰退”。正如美國哈佛大學約瑟夫·奈教授所言，“本世紀有兩大權力轉移。一是權力從西向東轉移，二是權力從政府轉移到非政府和跨國組織”。這兩大轉移第一個是受地緣政治和力量平衡變化驅動，后面一個則是由技術革命與經濟變化驅動。

全球治理垂直模式的式微導致治理赤字擴大。美國等許多國家應對新冠肺炎疫情乏力、錯誤頻發(fā)就是全球治理和國內治理失靈的例證。像新冠肺炎疫情這樣的全球公共衛(wèi)生安全危機來襲，全球公共衛(wèi)生治理卻明顯缺位，致使新冠肺炎疫情至今揮之不去。全球治理赤字增加、碎片化嚴重使全球治理的架構發(fā)生重大變化，突出表現在全球治理從西方治理向東西方共同治理轉移，而霸權秩序垂直模式也走向美國學者托馬斯·弗里德曼描述的全球扁平化，即全球、地區(qū)、次地區(qū)、臨時搭建的“共同意愿”小多邊集團等混搭的全球治理新形態(tài)、新模式。過去單一領導或者垂直領導模式被不同國家、非國家行為體依照不同議題和不同地區(qū)擔綱領導角色所替代，以應對錯綜復雜的全球性挑戰(zhàn)。

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和平、發(fā)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全人類共同價值，為國際關系調整和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國智慧。顯然，以全人類共同價值為基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時代的需要，也符合各國的共同利益。

從全球、地區(qū)和次地區(qū)各層面看，無論是地緣政治變化，還是技術革命、全球化進入新階段，對各國來說，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沖擊是空前的、顛覆性的。歷史和現實都呼喚各國認真考慮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獲得“1+1>2”的效果?？陀^地講，在經歷新冠肺炎疫情的危機之后，國際社會雖然離形成全球共識特別是大國間共識，尚有較大差距，但對單極世界、單邊主義、自行其是的逆全球化已經有更多警惕，對建設更加公平、正義的全球治理體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愿望在上升，對全人類共同價值的認同在增加。

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可以從思想根源上解決全球治理“治理誰、誰來治理、怎么治理”等重大問題。美國霸權秩序的衰落以及現有全球治理體系難以為繼，是不少國家有識之士包括東西方專家學者的共識。顯然，美國政治內卷和墮落、新保守主義思潮興起、新興大國崛起等都是導致美國霸權秩序衰落的因素。然而，最重要的還是內因在起作用。美國擁抱霸權、我行我素的單邊主義戰(zhàn)略，對美國霸權秩序和支撐該秩序的多邊制度安排包括對全球治理體系的打擊顯而易見，特朗普執(zhí)政時期尤其如此。

大變局加速期與美國霸權衰落同步，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日益多元、多節(jié)的世界。所謂多節(jié)，指的是不同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在世界網絡中以“節(jié)點”出現并發(fā)揮相應作用。在這樣多元多節(jié)的世界里，全球治理的治理對象和治理者是相同的，即囊括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習近平主席多次強調，國際事務不能由一兩個國家說了算，應該大家商量著辦。這是國際關系民主化應有之義。“大家”恰恰反映了治理對象與治理主體的多元、多節(jié)。

2008年是全球治理的轉折之年。當年爆發(fā)的世界金融危機既是美國霸權秩序和全球領導力的最后輝煌，也是中國等新興大國加入全球治理決策圈的關鍵一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fā)西方國家乃至全球金融危機，世界金融體系面臨崩潰，世界經濟嚴重衰退。為應對空前嚴峻的全球性危機，在中美英等國倡議下，二十國集團（G20）應運而生。G20原為部長級論壇，在2008年升格為領導人峰會機制。2009年在美國匹茨堡召開的第三次峰會決定G20成為全球經濟治理領域的首要平臺，取代了七國集團（G7）原有的位置。中國等新興大國與發(fā)達國家在G20的平等地位標志著全球經濟治理由西方治理向東西方共同治理的方向轉變。此后，美國無力再組織由主要大國參與和支持的國際社會集體行動。美國主導的全球治理體系制度，在應對全球安全威脅和挑戰(zhàn)方面，赤字疊加、治理失靈。在氣候變化、貧富差距、公共衛(wèi)生等領域美國難以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特別是應對新冠肺炎疫情上錯誤不斷，成為全球遭受疫情打擊最嚴重的國家，至今死亡人數超過70萬。在全球治理最緊迫的關鍵時刻，美國出現了領導意愿、領導力雙重缺位。

以全人類共同價值為指導思想的全球治理體系包含三大目標

以和平、發(fā)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全人類共同價值為指導思想的全球治理體系應該有三大目標，即安全和睦、經濟繁榮、民心相通。這三大目標其實也是全球治理的主要領域和美好世界的主要標志。

安全和睦說的是，各國的戰(zhàn)略意圖要清晰，不藏著掖著，要明確走和平發(fā)展與和平競爭的道路，且盡可能并行采取建立信任措施，譬如在傳統(tǒng)的軍事領域，厘清雙多邊軍事同盟關系，確保不針對第三方，減少針對第三方的軍演；邀請區(qū)域內外國家參與相關軍事演習并增加海上救援、打擊海盜等，以逐步建立起碼的相互信任。

以新安全觀指導形成保障地區(qū)安全的制度性安排，努力減少和消除沖突風險，建立應急溝通與處理危機機制并常態(tài)化，努力爭取通過對話和談判解決任何分歧和矛盾，避免零和博弈的惡性競爭，摒棄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為威脅強行實現自己的政治經濟目標。

經濟繁榮說的是，在世界和地區(qū)經濟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和經濟周期影響陷入嚴重衰退的背景下，需要加強全球和區(qū)域經濟合作，共同推動經濟復蘇。對于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規(guī)則重建，需要以平等合作的態(tài)度爭取雙贏和共贏的結果，努力達成更大范圍、更高水平的自由貿易和投資協(xié)定，包括跨太平洋和跨大西洋兩個方向的自貿協(xié)定。

在新冠肺炎疫情和其他因素影響下，全球供應鏈部分調整勢在必行，有的實際上已經起步，在全球供應鏈調整中如何以和平、發(fā)展、公平、正義的原則為指導，既維護現有供應鏈體系，又重構新的供應鏈，提高全球抗擊未來經濟金融危機的韌性和能力，應該提上國際經濟合作的議事日程。

同時，隨著信息化和技術革命的深入發(fā)展，各國產業(yè)數據化、數據產業(yè)化在經濟全球化框架內如何更好協(xié)同發(fā)展，是全球各經濟體需要認真考慮并積極踐行的大事。要充分利用技術革命優(yōu)勢，推動經濟全球化進入新發(fā)展軌道，防止發(fā)生經濟尤其是技術“脫鉤”這種與和平、發(fā)展目標背道而馳的行為。

當前最重要而緊迫的是遏制新冠肺炎疫情變異蔓延，要克服疫苗民族主義，在全球范圍公平分配疫苗，做好接種工作，特別是向欠發(fā)達和經濟脆弱國家提供足夠的疫苗。需要盡快啟動談判解決疫苗相互確認問題，消除國際流動障礙，在確保嚴控疫情的基礎上，加快恢復全球和地區(qū)生產要素流動的重大問題。

民心相通說的是，國之交在于民相親。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礎是各國人民之間、各國文明之間持之以恒的溝通、了解和融合。簡而言之，要盡最大可能為建設以和平、發(fā)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為共同價值取向的新世界奠定廣泛、深入、扎實的民意基礎。

各國文化雖然不盡相同，歷史傳統(tǒng)各異，但從全人類共同價值高度看，各國文化、各種文明確有相通、相連、相容之處。這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人文根基。各國要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地緣政治、意識形態(tài)等種種客觀和人為的障礙，積極拓展民間交往、人文交流，為創(chuàng)造相互包容、互利共贏、團結協(xié)作的人類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而不懈努力。

【參考文獻】

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21年最新世界經濟展望報告》，199IT中文互聯(lián)網資訊網，2021年4月8日。網址：http://www.199it.com/archives/1227231.html

②《美媒：美國新冠死亡人數超70萬 比波士頓市人口還多》，海外網，2021年10月2日。

③秦亞青：《大國關系與中國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1年。

④[美]阿爾文·托夫勒著、黃錦桂譯：《權力的轉移》，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

⑤[美]約瑟夫·奈著、王吉美譯，《權力大未來》，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

⑥[美]托馬斯·弗里德曼著，趙紹棣、黃其祥譯：《世界是平的：一部二十一世紀簡史》，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6年。

責編/張忠華    美編/王夢雅

聲明：本文為人民論壇雜志社原創(chuàng)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本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