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代的宵禁制度，最初是為適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規(guī)律而形成的作息習慣。后來在關禁、城池、宮門以及里坊等禁止夜行，形成宵禁制度。自唐初上元開宵禁之后，不再限定百姓夜間在里坊聚會。宋元明清繼續(xù)上元開宵禁，其余時間實行宵禁。1924年之后方才逐步廢除宵禁制度，開放夜行，解放后宵禁只作為臨時性的警戒制度和治安措施。

【關鍵詞】宵禁制度 宵禁觀念 制度變通 【中圖分類號】K23 【文獻標識碼】A

在現(xiàn)代社會，宵禁是指在特定時間、特定區(qū)域禁止夜間活動、行動，以便于救助災害、維持治安、恢復秩序，作為一種臨時性的管控措施。但在中國古代，宵禁作為常規(guī)性的制度，在宮城、都城、關禁和村寨中被嚴格執(zhí)行，是維持公共秩序的重要措施。盡管唐以后有上元開宵禁的傳統(tǒng)，但宵禁作為古代城市管理、社會治理、維持秩序基本制度，一直延續(xù)到20世紀。

順應作息的宵禁觀念

中華文化認為晝?yōu)殛?，夜為陰，陽動而陰靜，人應該順應自然規(guī)律生產(chǎn)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由此形成了“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的勞作方式。由于古代缺少公共照明設備，夜間只能借助月光和星光照路，行路不便，加之野外野獸出沒，不宜夜行，由此形成了在黃昏時居家閉門休息、城池閉門禁行的傳統(tǒng)。從《禮記·奔喪》可以看出，秦漢之際人們的作息觀念，便是不走夜路。即便奔喪這樣緊急的事，也是“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

正因為如此，在城市管理中，便設置了專門的官員來司夜，確定統(tǒng)一的時辰，執(zhí)行夜不出行的規(guī)定。《周禮》言有“司寤氏”負責夜禁，職能是“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根據(jù)星辰起落確定何時夜禁、何時解禁，并率部屬巡察街道，嚴禁夜間出行、通行，禁止夜間隨意游蕩。王安石在作《周官新義》時解釋說：“御晨行者，御使須明而行。禁宵行者，禁之使止也。”認為司寤氏的職能，一是確定夜禁的時間，二是負責巡察。明代邱濬在《大學衍義補》中進行了解釋：“此所謂夜禁也。今制一更三點禁人行，五更三點放人行，即此意。”認為自周代開始的宵禁制度，一直延續(xù)到明代，并言明代一更三點（20:00左右）開始禁夜，五更三點（4:20左右）解除宵禁。

古人認為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是天地運行之道，夜晚休養(yǎng)，冬季生息?！抖Y記·月令》言孟冬時，國家頒行政令：“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以此作為冬季行政的措施。《淮南子·時則訓》載冬季政令：“申群禁，固閉藏，修障塞，繕關梁，禁外徙，斷罰刑，殺當罪，閉關閭，大搜客，止交游，禁夜樂，蚤閉晏開，以塞奸人。”其中明確提到冬季要禁止夜間行樂奏樂，因應冬夜漫長，城門要早閉晚開，既合天地閉藏之道，也能防備奸邪之事。

這一觀念認知所形成的作息習慣，在漢代成為宵禁制度。漢代永寧元年（120）漢安帝頒布《禁夜行詔》，明確要求“鐘鳴漏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深夜時分，城中禁止夜行。曹操擔任洛陽北部尉時，漢靈帝寵愛的小黃門蹇碩的叔父因為夜行，被曹操處死。可見東漢宵禁之法的嚴厲。

宵禁是在夜間關閉關禁、城門和坊門，禁止夜行。百姓只能在家中或坊內(nèi)活動，嚴禁隨意聚會游走。《唐律疏議》載唐代宮城的宵禁管理之法：有出入宮室資格的，也只限于白天出入，如果夜間進入者，按照濫入論處。沒有出入資格而進入者，罪加二等；若攜帶兵器進入殿門的，處絞刑；晚上出門的，杖八十。從史料記載來看，這些規(guī)定是被嚴格執(zhí)行的。元和二年（807）夏四月癸丑，宦官郭里旻因為酒醉出宮而犯夜，便被杖殺，對其違反宵禁負有管理責任的金吾薛伾、巡使韋纁則被貶官，并逐出京城。

宵禁制度自東漢在都城推行之后，在唐代列入律令，成為城市管理的基本方式，在維護社會治安和公共秩序中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

防盜備寇的宵禁制度

古代中國農(nóng)業(yè)傳統(tǒng)所形成的晝行夜伏觀念，使得夜深人靜足以為軍事行動和罪犯活動提供掩護。春秋時期，便有趁著夜色偷襲城池的行為，如公元前627年，秦軍掩人不備，行不假途，人銜枚，馬韁勒，晝伏夜行，試圖襲擊鄭國，便是利用夜色掩護行軍奔襲。東漢末年天下大亂，盜賊橫行，劉翊采用夜行躲避賊寇才趕到長安。北宋末年，金人圍攻靈山寨，劉進父子兄弟集鄉(xiāng)兵七百人，也利用夜行躲避金兵巡邏，趕到洛陽，乘黑夜破關而入。正因為夜闌人寂寂，為軍事突襲提供了契機，也成為罪犯躲避搜捕的機會，宵禁的軍事防備和維持治安的意義被不斷強化，成為維持公共秩序的有效機制。

唐代宵禁，由執(zhí)金吾掌管，負責宮中、京城晝夜巡察、警戒。貞觀年間，為了便于執(zhí)行宵禁，在每個街的角落處懸鼓，一到宵禁時分，便擊鼓，呵止行人，時人稱之為“冬冬鼓”，這便是所謂暮鼓。擊鼓之后，城門、街口便關門下鎖，各街區(qū)之間不能通行。王維曾對城門應閉時，卻因負責人失誤沒有按時關門做過判定：“將以晝通阡陌，宵禁奸非，眷彼閽人，實司是職。……而乃不施金鍵，空下鐵關。……過自慢生，陷茲詿誤。……固當無疑，必寘嚴科。”①認為城門事關城池安全，宵禁為了防盜備寇，不應該有忘記關城門、不按時關城門的重大失誤，違者要予以嚴懲。

宵禁制度下，官員、百姓夜間只能呆在家里飲酒做事，或在里坊聚會，卻不能在街上行動。即便是值班的官員，若沒有特別的通行證也不能隨意上街。白居易有次在中秋月夜，獨自值班，既不能回家，也無人交游，便寫詩給好友元?。?ldquo;銀臺金闕夕沈沈，獨宿相思在翰林。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言自己獨守官衙，百無聊賴。吳融也曾在值班無聊之余，寫詩給同僚：“中秋月滿盡相尋，獨入非煙宿禁林。曾恨人間千里隔，更堪天上九門深。”②感慨自己好孤獨。北宋梅堯臣出京赴職，臨行前去歐陽修家辭行，歐陽修挽留飲酒，不覺到了夜禁時分，梅堯臣無法回家，只好與歐陽修醉飲一宿，醒了之后自嘲：“六街禁夜猶未去，童仆竊訝吾儕癡，談兵究弊又何益？萬口不謂儒者知。”言自己是因為夜禁無法回家，兩人只能痛飲，暢談國事，熬過一夜。

金元時期的宵禁制度更為完善。金朝設置都指揮使（正五品），巡捕盜賊、提控禁夜、糾察博徒，負責都城的夜間治安。金章宗時，右丞相完顏襄、參知政事劉瑋、吏部郎中阿里刺等給御史大夫唐括貢為壽，違反宵禁規(guī)定，皆巡查的官員發(fā)現(xiàn)，皆被押送回府聽后處理。第二天便被彈劾，諸人或奪官一階，或直接免職，顯示宵禁之嚴。元代對宵禁作了更為細致的規(guī)定：夜禁時間從晚上九點左右到凌晨五點左右，宵禁之前可以點燈做買賣，之后可以在家讀書、工作。執(zhí)行公務、緊急疾病、死喪、產(chǎn)育者可以申請通行，其它一概禁絕。宵禁采用鐘聲為號，為了避免混淆，寺廟在宵禁時間不能鳴鐘。宵禁期間，任何人不得隨意行走，禁止聚眾祈禱、祭祀。違者處以鞭刑，如果違反宵禁反抗拘捕或傷害巡察者，處以杖刑一百零七。

這一制度在明清時期得以延續(xù)，都城之外的邊城、縣城，也嚴格執(zhí)行宵禁規(guī)定。明代胡安到固原，寫夜禁后的景色：“刁斗風清初禁夜，氈帷月冷盡防秋。云山最是凄涼地，今夜邊關第一州。”言宵禁之后只有月色照邊城，一片清冷。清龔煒在《巢林筆談》載詩人鐘淳崖好飲酒，有次喝醉夜行，違反宵禁規(guī)定，被縣尉查獲而行杖刑，“每一下輒呼爽快”，時人視為風流軼事，卻由此可見清代縣城依然執(zhí)行著嚴格的宵禁制度。

上元開禁的制度變通

宵禁作為基本制度，有助于維持宮城、京畿和關隘的治安。但隨著生產(chǎn)生活方式的轉(zhuǎn)變，宵禁制度也在不斷變通、調(diào)整、完善，使之更符合百姓日益增長的娛樂需求。前文提及，秦漢之際的觀念，即使奔喪也禁夜行。但鄭玄注《周禮》時，則言“晨行、宵行者，惟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若天子祭天之時，則通夜而行”，是說東漢時利用夜深人靜解押犯人，奔喪之人不再夜間停下，可以夜以繼日地趕路。而且國家舉行祭天等典禮時，需要前一天通夜準備，可以暫時解除或開放宵禁。

到了唐代，有了開宵禁的嘗試。在武則天時期，為了慶祝上元節(jié)日，在正月十五、十六兩日不再宵禁，允許百姓張燈結(jié)彩。蘇味道在《正月十五日詩》描述了元宵節(jié)普天同慶的場景：“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游騎皆秾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京城載歌載舞，人山人海，熱鬧非凡，由此形成了中國“鬧元宵”的傳統(tǒng)。崔融曾作《則天皇后挽歌詩》，言上元開宵禁是武則天的創(chuàng)舉：“宵陳虛禁夜，夕臨空山陰；日月昏尺景，天地慘何心。”認為武則天的開宵禁以滿足百姓娛樂需求，是其恩德與胸懷的展現(xiàn)。唐睿宗、唐玄宗時期得以延續(xù)上元節(jié)開宵禁與民同樂。開元十四年（726），唐玄宗大赦天下，“一任百姓點燈供養(yǎng)。諸官看燈，非常作樂。又有敕令：坊市百姓，一任點燈，勿令禁夜”，③允許百姓夜間掌燈，不再禁止百姓在家中、街坊中的娛樂活動，使百姓釋放出大量的夜間娛樂需求，催生了豐富的歌舞、宴樂生活，也為民間俗文學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契機。④

北宋乾化二年（991）正月，宋太宗宣布進一步開宵禁：“上元夜任諸寺及坊市各點影燈，金吾不用禁夜。”宋敏求《春明退朝錄》言上元、中元、下元三個節(jié)日，城中可以張燈結(jié)彩，百姓游賞其中。宋仁宗時期汴梁打通了里坊布局，城中可以沿街設店，催生出豐富的夜市經(jīng)濟和市民文化。每年冬至后，汴梁城便開始張燈結(jié)彩，從東華門以北的城區(qū)，并不禁夜，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群飲，一直持續(xù)到元宵節(jié)后，形成了歡天喜地鬧新春的風俗。元豐八年（1085）正月丁未，宋神宗允準上元節(jié)，在宮城中的景靈宮、萬壽觀、神御殿排設張樂，開放諸宮觀寺院門五日，讓百姓燃燈作樂，并開放宮城正門宣德門，與民同樂，期間不再宵禁。時任徐州知府的韓維作《答賀中道燈夕見詒》，言城中的熱鬧場景：“前時官家不禁夜，九衢艷艷燒明缸。彩山插天眾樂振，游人肩摩車轂撞。”全國各地人聲鼎沸、載歌載舞，歡度新春。

明永樂之后，繼續(xù)執(zhí)行上元節(jié)開宵禁的傳統(tǒng)。永樂七年（1409）國家頒布命令：“自正月十一日為始，其賜元宵節(jié)假十日，百官朝參不奏事，聽軍民張燈飲酒為樂，弛夜禁，著為令。”百官放假、百姓有十天時間一起鬧元宵，開宵禁與民同樂。沈德符在《萬歷野獲編補遺·畿輔》中說，自永樂七年以來的一百九十九年，一直實行著上元開宵禁的成例，官府放假，百姓鱗集，呼朋命伎，徹夜歌呼，成為一年中最為熱鬧的假期。

唐代允許百姓夜間游樂，宋代打破了里坊布局，百姓夜間聚餐、游賞的需求被不斷釋放出來，成為推動開放宵禁的社會需求。但出于治安和警備的需要，中國古代依然在關隘、城池中執(zhí)行著嚴格的宵禁管理。北京城直到1924年9月才取消巡更，1935年之后珠寶市、大柵欄定時關閉柵欄的宵禁措施才放松。但為了防寇備盜，城池、村寨夜間關門的宵禁傳統(tǒng)依然延續(xù)。解放后，社會穩(wěn)定，延續(xù)了數(shù)千年的夜間宵禁制度才被徹底取消。

（作者為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攻關項目“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學理建構、價值認同與教育策略研究”（項目編號：17JZD044）研究成果】

【注釋】

①②[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3292頁、第7888頁。

③王重民等編：《敦煌變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第223頁。

④曹勝高：《論晚唐宵禁制度的松弛及其文化影響》，《學術研究》，2007年第7期，第110-115頁。

責編/周小梨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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