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直以來，美國社會的排華因素和種族因素，造成人們對華裔的刻板印象，使得不少華裔在政治上少有發(fā)聲、在職場上遭遇“竹子天花板”。而此次疫情加劇了西方社會的種族歧視，放大了對華人的偏見，使海外華人面臨雙重困境：一方面是人身安全難以保障，另一方面是要面對來勢洶洶的排華浪潮。這種歧視背后反映出的是價值認同、國際關系、經濟利益等方面的深層次問題，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關鍵詞】排華主義 種族歧視 族裔認同

【中圖分類號】D81 【文獻標識碼】A

美國社會的排華因素和種族因素，造成人們對華裔的刻板印象，使得不少華裔在政治上少有發(fā)聲、在職場上遭遇“竹子天花板”

自1848年加州“淘金熱”后廣東華工前往美國算起，華人移民美國已有170年的歷史。在這170年中，用夾縫中生存來形容華裔的境地，是比較貼切的，刻畫出華裔的無奈和心酸。相比在《排華法案》下的華裔，當下美國的華人社會已經有了很大改善，但在夾縫中前行依舊是主旋律。

長期以來，華裔在政治上少有發(fā)聲。在美國，人們奉行的原則是：權利是自己爭取來的。1882年，美國國會通過《排華法案》，開始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禁止華人移民美國的歷史?！杜湃A法案》是美國歷史上唯一一部明文排斥單一種族移民的歧視性法律，一直延續(xù)到1943年才被撤銷。2011年，華裔迎來了遲到的道歉，美國參議院以全票通過一項法案，為1882年的《排華法案》以及其他歧視華人的法律向華人表達歉意。在此之前，美國已經開始向日裔、黑人和土著印第安人就種族歧視行為道歉并給予賠償。對華裔道歉之所以遲緩，除了美國總體上對排華帶來的傷害缺少反省外，一些華人本身也缺少為爭取自身權利而努力的訴求——即便經濟地位改善了，他們對政治依舊不關心。

近年來的李文和案、梁彼得案對華裔觸動較大，讓華人感受到了沉默是沒有出路的。李文和是來自中國臺灣的科學家，在美國工作多年，被認為是幫助中國“竊取”核彈頭資料的“間諜”；梁彼得是紐約華裔警察，因意外槍擊案而面臨判刑。兩個案件的共同特點是種族因素主導了案件的調查。讓華裔寒心的是，沒有人站出來為華裔發(fā)聲。兩個案件的最終結果分別是，李文和案達成了和解、梁彼得得到了緩刑，但這都是華裔經過自身抗爭得來的。梁彼得案判決前，華裔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抗議，從紐約到華盛頓，遍布北美很多城市，參加的民眾呼吁司法公正、反對種族歧視，游行示威規(guī)模之大創(chuàng)下了紀錄。

相較于過去，華裔參政熱情有所提高，投票率和民選官員人數都有所增加，政壇上有越來越多的華裔面孔，但華裔整體上還是沒有政治上的話語權，一些華裔官員甚至不敢為同胞發(fā)聲。

職場上的“竹子天花板”。2019年，美國社會學家詹妮弗·李對亞裔中的華裔、韓國裔、印度裔、菲律賓裔和越南裔五個族裔群體（其人口占到美國亞裔人口的83%）的教育與職業(yè)的關系作了研究。她發(fā)現這五個族裔群體的受教育程度都高于白人。在擁有學士學位方面，華裔的人數是白人的6倍，印度裔的人數是白人的8倍，最差的菲律賓裔的人數也是白人的2倍。但教育優(yōu)勢并沒有轉化為就業(yè)優(yōu)勢，相比于白人，亞裔畢業(yè)后從事專業(yè)工作和管理工作的人數少之又少。在硅谷的高科技公司中，亞裔高管的比例很低，其中華裔的比例就更低了，遠不及印度裔。她歸結的原因是，存在著類似于“玻璃天花板”的“竹子天花板”這樣的隱形障礙，阻擋了亞裔在職場上的升遷。

長期以來，人們更關注職場的“玻璃天花板”，也就是性別歧視，很少注意其中的種族因素。根據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調查數據，亞裔收入高于白人，其中亞裔男性時薪24美元，白人男性時薪21美元，亞裔女性時薪也比白人女性時薪多1美元。說起華裔在職場上的遭遇，很多人會認為，大多數的華裔英語不好、溝通困難、不善交際、埋頭技術、缺乏領導潛力。此外，文化差異也起了一定作用，中國傳統(tǒng)的內斂、低調等因素深深影響了華裔，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他們顯得過分謙卑。這一切似乎不是種族歧視造成的，而實際上，這種對華人的認識也是刻板印象（對某人／某類人產生的比較固定、類化的看法），而且不再停留在認知層面，已經具體轉化為一種行為，即為華裔升遷設置障礙，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基于種族的歧視了。

詹妮弗·李在研究中提醒人們注意，白人固有的優(yōu)勢即人脈因素，確保了白人在職場中如魚得水，這是亞裔尤其是初來乍到的亞裔移民所不具備的，這應該是“竹子天花板”背后的原因。

“模范少數族裔”與永遠的外國人。“模范少數族裔”的觀點源于20世紀60年代。1966年1月，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社會學家威廉姆·彼得森撰文，表面上盛贊日裔，認為他們崛起于逆境，按照公民的標準，日裔甚至好于土生白人。同年12月，他在另一篇文章《一個少數族裔在美國的成功》中贊揚了30萬華裔靠自己的努力取得進步。一時間，在美國主流媒體中，以華裔、日裔為代表的亞裔成為勤奮、聰明、成功的代名詞，華裔從昔日的苦力逆襲成為“模范少數族裔”。然而，這完全是媒體制造的“神話”，是另一種刻板印象。為什么說“模范少數族裔”依舊是刻板印象，是負面形象？主要是因為主流媒體用鮮亮的詞藻掩蓋了事實，忽略了華裔受壓迫和歧視的一面，而且把華裔的成功歸結為同化的作用，即華裔因接受了白人文化才實現了這樣的轉變，其實質仍是白人至上主義。此外，吹捧華裔為“模范少數族裔”，也意味著確立了華裔永遠是外國人的形象，把華裔放到了其他少數族裔以及主流社會的對立面。在很長一段時間，華裔確實是暫居者，生要衣錦還鄉(xiāng)，死要葉落歸根。但時至今日，絕大多數的華裔已經落地生根，主動融入主流社會。然而，在美國大眾眼里，華裔忠于中國甚于美國。21世紀初，美國華裔組織“百人會”有過兩次如何看待華裔的民意調查，結果是：2008年依舊有34%的受訪者認為，華裔忠于中國甚于美國，2001年的相應數字是87%。最近特朗普的一則競選廣告，就暗示前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是“中國官員”，但其實駱家輝的祖父一百多年前就從廣東移民美國，到了駱家輝這一代已經是三代美國人了。

西方社會近年來盛行的種族主義、排外主義、本土主義、民粹主義、極端民族主義等各種社會思潮疊加，成為“黃禍論”的各種外衣和載體

“黃禍論”盛行于19世紀末，沉寂了許久，最近又甚囂塵上。近代“黃禍論”的核心內容是宣揚黃種人對于白種人的威脅，如污蔑華工把瘟疫帶到了北美，成為美國一系列排華暴行的理論基礎。近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肆虐、美國總統(tǒng)特朗普和右翼政客的不斷鼓噪，“黃禍論”話題沉渣泛起，華人成為新冠病毒的代名詞。這一輪污名化不限于美國，幾乎遍及西方世界。身處社會邊緣的華人，被誣蔑為新冠病毒風暴的中心。英、法、德、澳等國家的公共場合、社交媒體均出現了歧視華人的言行，“病毒來源于中國”深入這些國家一般民眾之心。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種現象是西方社會近年來盛行的種族主義、排外主義、本土主義、民粹主義、極端民族主義等各種社會思潮疊加的結果；這些思潮成為“黃禍論”的各種外衣和載體。

在《種族主義的邊界》一書中，法國學者達波洛尼亞提出種族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也是一整套歧視行為，源于通過生物特征或文化差別而建立起的“他們”和“我們”之間的藩籬。種族主義是全球性問題，長期存在且有多種形式，如美國歷史上出現過的“吉姆·克勞法”，是以膚色為偏見而實施的種族隔離；美國當下的種族主義也有多重內容和實踐，白人至上主義和排外主義是兩個繞不開的核心內容。此外，從美國的歷史看，其民粹主義也明顯帶有種族主義色彩，它所代表的“人民”是有局限性的，即不包括以移民和黑人為代表的少數族裔（這些人是被排斥的“他者”）。特朗普代表的右翼民粹主義實際上是白人至上主義的另一種表達形式；特朗普讓“美國再次偉大起來”的口號實際上是讓美國“白人”再次偉大起來，是要倒退到白人至上的傳統(tǒng)社會，體現了極端民族主義中的排外主義理念。在這些社會思潮的共同作用下，出現了反移民和排外浪潮。這種浪潮不僅出現在美國，而且遍及西方社會，給海外華人的生存和發(fā)展帶來了困難。

目前，美國華裔的困境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移民障礙越來越多。特朗普上臺執(zhí)政后，除了在美墨邊境筑墻、打擊非法移民、頒布“禁穆令”、減少難民接納人數外，還開始收緊合法移民政策，影響最大的是“隨時可能成為公共負擔者”的移民將不能獲得綠卡和美國國籍，即不鼓勵合法移民享受公共援助，如醫(yī)療補助、食品券、住房券等。2020年2月24日，“公共負擔”新政正式實施。如果一個人在3年內獲得至少1項政府福利超過12個月以上，可能會被視為“公共負擔”。這個新政影響有多大？根據相關研究，若按新政規(guī)定，2012年至2016年三分之二的已經獲得綠卡的人沒有達標，拿不到綠卡。未來在頒發(fā)綠卡時會更多考慮教育、財富、年齡等因素，而不只是考慮家庭團聚。此條移民新政對華人影響最大，因為華裔獲得綠卡的最主要途徑是家庭團聚。

第二，“麥卡錫主義”陰魂不散。多位杰出華裔科學家被安上間諜罪，或遭停職或被逮捕，還有多個華裔商人被污蔑為商業(yè)間諜；特朗普在公開場合多次明示或暗示過，中國學生都是間諜，孔子學院是收集情報的機構；等等。2017年，“百人會”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隨機抽取美國司法部1996—2015年以經濟間諜罪起訴的136件案件，在涉及的187名被告中，華裔占比為52%，涉及中國機構的占比為34%，22%的華裔最后沒有判刑，也就是說誣告毫無根據。近年來（2009—2015年），華裔涉案比例更高。美國打著國家安全的名義，將中國學生和學者視為一種新的“黃禍”，由此，新“黃禍”論和“麥卡錫主義”融為一體。

歧視背后的文化認同、國際關系、經濟利益

20世紀末以來，由于經濟全球化的發(fā)展，國際人員流動頻繁，出現了新一輪的移民潮。中國在改革開放后有五百多萬人走出國門，前往世界各地。移民潮促進了輸入國的人才流動和經濟發(fā)展，也引發(fā)了一系列社會問題。西方國家社會分裂凸顯、政治危機突出、社會不平等加劇、族群矛盾嚴重，而移民則成為這一切負面問題的“背鍋俠”。華人尤其是在美國的華人，最先成為“替罪羊”，承受著巨大的痛苦，這種痛苦背后的原因值得進一步反思。

一是文化認同，這是一個關鍵問題。亨廷頓在《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zhàn)》一書中指出，美國的核心文化向來是而且至今依然是17—18世紀創(chuàng)建美國社會的那些定居者的文化，即盎格魯—新教文化；由于移民潮、族裔認同、多元文化主義的提倡，美國將會被分裂成為一個兩種語言、兩種文化的國家。按照亨廷頓的邏輯，要想成為美國人，就要接受盎格魯—新教文化以及它所代表的價值觀，接受的途徑就是同化。在他看來，同化的核心是“美國化”，這是截至20世紀60年代成千上萬移民融入美國社會的關鍵。而“如今移民的人不一樣了，與同化相關的體制和過程不一樣了，最重要的是，美國不一樣了，在移民同化方面，美國過去的成就輝煌，如今卻可能面臨著不確定的未來”。亨廷頓在書中主要針對的是墨西哥人不可同化的問題，但實際上涵蓋了1965年移民法改革以后赴美的所有移民（之前主要是歐洲裔白人，之后以來自亞洲和拉丁美洲的有色人種為主，包括華裔）。當年的華工被稱為“異教徒中國佬”，是不可同化的人群?，F在華裔已經今非昔比，但由于固守中國傳統(tǒng)文化、喜歡聚族而居、生活狀態(tài)相對封閉，所以即便社會經濟地位有了很大改善，但還是被主流族群視為外人。文化差異成為種族間難以填平的鴻溝，強調文化特征且難以逾越的文化種族主義傾向值得警惕。

二是國際關系。當前，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中美關系跌宕起伏，摩擦和紛爭不斷。貿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使中美關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而且累及在美華人。美國社會貧富差距較大，土生美國人把經濟不景氣帶來的失業(yè)等社會問題歸結為美國工作崗位流向中國以及移民的進入，于是把怨恨一股腦都撒向了勤勞上進的華裔，進而排斥和打擊華裔移民的“中國威脅論”出現了：一方面是政客的鼓噪；另一方面是底層百姓和草根階層以受害者的身份充當了排華主體，各種媒體則發(fā)揮了搖旗吶喊的作用。新冠肺炎疫情發(fā)生后，特朗普及右翼政客借新冠病毒將中國污名化，使得華裔背負了攜帶和傳播病毒的罪名，對華裔帶有種族動機的仇恨犯罪急劇上升。2020年4月21日，皮尤研究中心公布《新冠疫情期間，美國對中國負面觀感的增長情況》調查結果，其中對中國持負面看法的受訪者達66%，是2005年該中心啟動相關調查以來的歷史新高。90%的受訪者認為中國的力量和影響是一種威脅，其中62%的受訪者認為是主要威脅。美國政府自己應對疫情不力，為了轉移民眾視線，把中國和在美華裔當作“替罪羊”，美國民眾對此深信不疑。

三是經濟利益。國際移民潮帶來了少數族裔經濟的發(fā)展，這種族裔經濟發(fā)展在華裔身上表現得極為突出，但也給華裔帶來了負面影響。最初的華裔依托唐人街，開辦洗衣店、餐館，這些小規(guī)模、家庭作坊式的生意依靠親屬和同胞得以支撐下去。但到了新移民這一代，情況有了很大變化：從地域看，不再局限于唐人街；從行業(yè)看，不再局限于餐館等服務性行業(yè)或成衣廠等勞動密集性行業(yè)，開始向金融等專業(yè)領域進軍。華裔經濟的發(fā)展對所在地的某些行業(yè)形成了沖擊，打破了產業(yè)結構平衡，使得當地土著認為錢都讓華人賺去了，從而產生仇富心理，這在當下的歐洲表現得最為突出。

在美國，每當遇到經濟惡化，華裔最先遭殃。1870年美國經濟出現蕭條，大批勞動力失業(yè)，因為能干且工資低廉，華工成為其他勞工排斥的對象，這也是《排華法案》出臺的歷史背景。2008年因次貸危機引發(fā)的金融危機重創(chuàng)美國經濟。對于這場金融危機，美國的金融機構難逃其責。但金融危機過后，美國政府唯一起訴的銀行卻是坐落在紐約唐人街的國寶銀行，該銀行被起訴的原因是偽造文件、嚴重盜竊、貸款欺騙等。國寶銀行創(chuàng)始人孫啟誠一家用了5年時間，花費了上千萬美元，洗脫了所有罪名。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這場金融危機中，像花旗銀行這樣的金融巨無霸，不僅毫發(fā)未損，還得到了政府的救助，因為“大不能倒”。

海外華人如何在不利環(huán)境中生存與發(fā)展

從中短期看，對海外華人而言，不利環(huán)境仍將持續(xù)，甚至還會因出現新冠肺炎疫情這樣的突發(fā)事件而惡化。那么，海外華人如何在這種不利環(huán)境中生存與發(fā)展？

首先，通過接觸和溝通，正視并解決沖突。根據族群關系的競爭與沖突理論，兩個或多個族群為獲取稀有資源如政治權力、就業(yè)、住房等必然會產生競爭，進而導致沖突，甚至出現社會運動。也就是說，族裔之間的競爭與沖突是難免的，但將這種沖突最小化是可以做到的。在美國，族裔沖突不僅表現在主體族群與少數族群之間，還表現在各個少數族群之間。正視并解決沖突的最主要途徑是接觸和溝通。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華裔主動捐款捐物，在社區(qū)做義工，就是用實際行動在族裔間架起理解的橋梁。

其次，不做“啞裔”，積極參政。對于華裔而言，與政治絕緣的狀況正在改變。越來越多的華裔認識到，如果在政府中沒有代言人，“邊緣人”的地位將更加邊緣。以2016年美國大選為例，有100多名亞裔參加從聯(lián)邦到地方的民選官員選舉，其中華裔占比為四分之一。華裔候選人中涌現了出生地為中國大陸的新移民，盡管最后結果不是很理想，幾乎全軍覆沒，但畢竟邁出了第一步。

最后，“國之交在于民相親”。為躲避種族歧視，華裔采取了自我封閉的方式。但殘酷的事實教育了華裔，“躲進小樓成一統(tǒng)”的方法是無效的，只會掀起更高的反華和排華浪潮。華裔應該關心和融入居住地生活，與當地人和諧相處。彼岸是家，此地亦是家。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網絡流傳最廣的一句話便是中國打前半場，世界打下半場，華人打全場。從積極意義理解，在華人心里，祖籍國和住在國的分量是一樣的，都是自己的家園。新冠病毒在給海外華人帶來痛苦、恐懼甚至是屈辱的同時，也創(chuàng)造了一個讓海外華人融入和回饋當地社會的機會。21世紀初，有學者認為，在美華人是“另一種中美關系”，他們的所作所為以及與中國的關系，能夠緩和政府間政治關系的緊張，而后者的改善又能為更多的人和群體提供發(fā)展機會，是一個良性互動。這個觀點頗有前瞻性和普遍性。

對于海外華人而言，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環(huán)境中，只有警惕種族主義、排外主義、民粹主義等思潮死灰復燃，防范由此帶來的偏見、歧視以及引發(fā)的社會運動，才能應對得當，將風險和危機降到最低。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

【參考文獻】

①[法]阿里亞娜·舍貝尓·達波洛尼亞著，鐘震宇譯：《種族主義的邊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

②[美]塞繆爾·亨廷頓著，程克雄譯：《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zhàn)》，北京：新華出版社，2005年。

責編/刁娜 美編/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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