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正處于發(fā)展方向的探索期，這或許也是中國面臨的一個新的國際戰(zhàn)略機遇期。以自力更生的方向盤來掌握對外開放的方向，才能在國際大變局之中掌握主動。中國最有力的應對之策就是實施新一輪的高水平對外開放，以開放促改革、促發(fā)展、促創(chuàng)新。

【關鍵詞】高水平對外開放 獨立自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中圖分類號】D602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列舉了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具有13個方面的顯著優(yōu)勢，其中第13個方面的優(yōu)勢就是：“堅持獨立自主和對外開放相統(tǒng)一，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斷作出貢獻的顯著優(yōu)勢。”《決定》強調，“這些顯著優(yōu)勢，是我們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據”。

世界正處于發(fā)展方向的調整探索期

堅持獨立自主和對外開放相統(tǒng)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基本特征之一，把握了時代潮流，也指引著中國的前進方向?！稕Q定》指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處于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時期。筆者認為，這是中國政府著眼世界大勢而作出的關于當前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戰(zhàn)略判斷。中國的對外開放，本身就是中國與世界的良性互動、中國不斷調整與世界關系的的歷史進程。當前國際形勢正經歷著二戰(zhàn)結束以來最深刻的轉變，舊有的國際格局、國際秩序、國際規(guī)則等正在面臨著挑戰(zhàn)和蛻變，我們已經習以為常的國際經濟規(guī)則、國際經濟制度、甚至國際經濟觀念正在面臨著越來越大的不確定性。毛澤東同志在70年代初期對當時國際形勢的戰(zhàn)略判斷是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國際形勢經歷了70年代的大動蕩大分化之后，在80年代初期開始明朗化，走出了以市場經濟和市場自由化為導向的全球性經濟改革，并在世界范圍內形成了以全球價值鏈和世界統(tǒng)一市場為特征的更深層次的全球化。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及早領悟和把握了世界新潮流，在立足自力更生的同時，有序漸進地全面推動中國的對外開放，從而及早抓住了歷史時機和時代潮流，造就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

早在1980年12 月中國向西方打開國門、毅然決定對外開放是中國基本國策的時候，鄧小平同志就非常冷靜地指出：“要繼續(xù)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 執(zhí)行一系列已定的對外開放的經濟政策， 并總結經驗， 加以改進。”①確實，與時俱進地不斷依據變化中的國際形勢和中國改革事業(yè)來決定中國自己的開放進程，是非常重要的，體現(xiàn)了實事求是的精神和把握時代的敏銳眼光。習近平總書記90年代初期在福建地方工作的時候，就福建對外開放問題著文指出：“在 90 年代洶涌澎湃的改革開放大潮之中， 我們的思維要適應新的變化， 行為也要有相應的更新。”②

當今世界正經歷著二戰(zhàn)結束以來最深刻的轉變。對于中國而言，這一深刻轉變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西方的相對衰落和中國的崛起。對于世界而言，這一深刻轉變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國際體系新舊動能的轉換，舊有的格局和秩序正在面臨懷疑、衰落、甚至瓦解，而新的力量中心、理念、格局和秩序并沒有明朗化。如同70年代一樣，世界正處于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的階段，正處于發(fā)展方向的調整探索期。筆者認為，這或許也是中國面臨的一個新的國際戰(zhàn)略機遇期。但這個戰(zhàn)略機遇期不同于911事件或者2008年西方金融危機帶給中國的那種淺水區(qū)意義上的國際戰(zhàn)略機遇期；這次國際戰(zhàn)略機遇期是復雜多變的深水區(qū)，機遇有多大，挑戰(zhàn)就有多大。

40多年的中國對外開放，以及中國對外開放的巨大成就，是在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格局和國際經濟體系中成長起來的。中國從最初的國際經濟體系參與者、適應者，演變?yōu)槿谌胝?、利益相關者，再演變?yōu)楦母镎咭约澳承┓矫娴囊I者。

隨著中國多年來成為最重要的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中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擔當?shù)慕巧灿l(fā)重要。然而，美國作為國際經濟體系的領導者，雖然其總體經濟實力仍然在明顯增長，但是由于其利益或財富在國家內部不同地區(qū)和階層之間的分配日趨不平衡、以及社會福利制度的嚴重退化，國內社會矛盾日漸尖銳，對全球化的懷疑和批評也日漸突出。中國“令人意外”的快速崛起和不斷壯大的經濟實力，不僅“冒犯”了美國的領導地位，而且也“挑戰(zhàn)”了它自認為優(yōu)越的治理體系和制度能力。美國某些政客動不動就對中國貼上侵犯知識產權、偷盜商業(yè)機密、強制技術轉讓的標簽，就是其美國制度當然優(yōu)越于中國的心理投射。2016年底特朗普令人意外的上臺，以及其采取的危險的民粹主義政策，使得全球化明顯倒退，也使得中美關系嚴重退化。中美之間會不會出現(xiàn)第二次冷戰(zhàn)？這已經是美國媒體不絕于耳的一個公開話題。

就國際經濟體系本身而言，它已經不能容納不斷變化的成員國的需要。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發(fā)展中國家整體崛起，發(fā)展中國家與發(fā)達國家之間的力量對比發(fā)生了顛覆性的變化；日本和歐洲自90年代初期以來一直處于低增長和低通貨膨脹的通道，其經濟影響力日漸式微；全球發(fā)展的深層次矛盾日益突出，全球性問題日益增多；以電子商務、人工智能、大數(shù)據、云計算、“互聯(lián)網+”為代表的技術革命，推動了國際生產和貿易格局發(fā)生深刻變化。簡而言之，重建經濟業(yè)態(tài)、重構經濟規(guī)則、重塑全球價值鏈，推動了國際經濟格局的深刻變化。

顯然，國際經濟體系的新舊動能正在轉換，它不是簡單的逆全球化潮流或者全球化潮流的問題，也不是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之間對立和斗爭的問題。如何建立一個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并使得大部分國家都能夠從中獲得更多的利益并感到滿意？顯然這是當前世界亟待解決的問題。

以自力更生的方向盤來掌握對外開放的方向

“堅持獨立自主和對外開放相統(tǒng)一，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斷作出貢獻”，筆者認為，這是回答這一問題的中國方案。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自力更生”的重要性。他指出，“中華民族奮斗的基點是自力更生，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是自主創(chuàng)新”。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形勢下，站穩(wěn)腳跟，以自力更生的方向盤來掌握對外開放的方向，才能在國際大變局之中掌握主動，增強中國的生命力和競爭力。例如，中國是全球制造業(yè)大國。2018年，中國成為全世界唯一能夠生產聯(lián)合國所分類的制造業(yè)39大類、191中類和525個小類所有產品的工業(yè)大國。由于中國經濟是全球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的工業(yè)體系是嵌于全球產業(yè)鏈之中的。對于工業(yè)體系或者全球產業(yè)鏈核心技術問題，中國一定要堅持自力更生的道路，否則，自己的命運的咽喉就被別人扼住，制造業(yè)巨人就會轟然倒地。作為中美貿易摩擦的重要一環(huán)，2018年4月16日，美國商務部宣布，將禁止美國公司向中興通訊銷售零部件、商品、軟件和技術，禁令有效期長達七年。美國斷供中興公司的一紙禁令，完全打斷了中興公司全球產業(yè)鏈的完整性和有機性，直接造成了中興公司“休克”。作為世界最大電信設備商的華為公司，也曾面臨著中興公司同樣的斷供困境。美國以國家進入“緊急狀態(tài)”為由，宣布美國企業(yè)不得使用對國家安全構成風險的企業(yè)所生產的電信設備。在這種壓力下，谷歌、英特爾、高通、博通等華為的海外核心供應商選擇停止與華為合作，一些國際行業(yè)組織機構也暫停了華為的會員資格。幸好華為公司未雨綢繆，在核心技術問題的掌握上已早作準備，相繼啟動了華為自己生產的芯片“海思”以及“華為鴻蒙”操作系統(tǒng)的備胎計劃。谷歌等公司看到它的斷供威脅不僅沒有使華為公司束手就擒，反而會大大損害它自身的全球市場份額，于是最后選擇主動向華為公司“示好”。華為公司能夠安然度過這次斷供危機，全靠它的核心技術自主創(chuàng)新能力。

“技術冷戰(zhàn)”式的中興和華為公司斷供事件充分表明，“只有把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競爭和發(fā)展的主動權，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國防安全和其他安全”。自80年代初期打開國門以來，中國歷屆領導集體都高瞻遠矚，牢牢把握獨立自主和對外開放的辯證統(tǒng)一，高度重視核心技術的自主創(chuàng)新能力。江澤民同志1995年在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閉幕式的講話中指出：“我們這樣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搞現(xiàn)代化建設，必須處理好擴大對外開放和堅持自立更生的關系，把立足點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礎上。要引進先進技術，但必須把引進和開發(fā)、創(chuàng)新結合起來，形成自己的優(yōu)勢；要利用國外資金，但同時更要重視自己的積累。這樣才能爭取時間，加快縮小與發(fā)達國家的差距。” 2018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中國一重集團時強調指出，“國際上先進技術、關鍵技術越來越難以獲得，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上升，逼著我們走自力更生的道路，這不是壞事，中國最終還是要靠自己”。

大變局的應對之策是實施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以開放促發(fā)展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格局和秩序的未來走向并不明朗，新舊力量的角力正處于僵持期。西方某些勢力囿于冷戰(zhàn)思維，炒作中美必然沖突的修昔底德陷阱，鼓噪中美“脫鉤”，試圖用“競爭中立”規(guī)則來代替“所有權中立”規(guī)則等限制國有企業(yè)的方式來限制中國的對外經濟發(fā)展。面對西方勢力的這些壓力，中國政府的基本態(tài)度是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爭論，不爭吵，但是排斥干擾，果斷決定，大膽嘗試，勇于實踐，高質量地推動中國的對外開放。這種情形讓人想起了1992年春季中國第2次啟動改革開放，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指出：“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fā)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干。一爭論就復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③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前，臨危不亂，從容淡定，正是布局之時。中國的選擇不是是否要對外開放，而是實施新一輪的高水平的對外開放。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對應于新時代中國高質量發(fā)展的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既顯示了中國站在新的歷史起點的主動布局，更顯示了中國推動世界潮流的大國擔當。在全球化減速徘徊之時，中國以自身的高水平開放來推動世界共同開放、推動全球化的發(fā)展，推動國際經濟格局和秩序的良性演變，為自由多邊經濟的發(fā)展注入中國理念、中國方案和中國動力。

2019年11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二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的開幕式演講中指出：“我們將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堅持以開放促改革、促發(fā)展、促創(chuàng)新，持續(xù)推進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在80年代初期，黨中央就有以開放促改革、促發(fā)展的說法。這次提出以開放促創(chuàng)新，體現(xiàn)了中央領導層在新時代之下堅持獨立自主和對外開放相統(tǒng)一的遠見卓識，強調了自主創(chuàng)新能力的至關重要性。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有利于倒逼深水區(qū)的高難度改革，從而推動社會進步和經濟發(fā)展。我們有這樣的歷史先例。2011年中國加入WTO，對當時的中國經濟發(fā)展和法制建設就產生了明顯的倒逼效應，

一個開放的中國才是一個強大的中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以開放促改革、促發(fā)展，是我國改革發(fā)展的成功實踐”。目前，中國已發(fā)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貿易大國、第一外匯儲備大國、第二外資引進大國。2018年中國GDP突破90萬億元，占世界經濟總量的16%左右，中國GDP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接近30%。中國已成為多邊經濟體制的重要力量，中國也有實力來推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更好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統(tǒng)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實現(xiàn)與世界各國的優(yōu)勢互補、互利共贏。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過去40年中國經濟發(fā)展是在開放條件下取得的，未來中國經濟實現(xiàn)高質量發(fā)展也必須在更加開放條件下進行”。

如何以開放來促進發(fā)展呢？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將貫徹創(chuàng)新、協(xié)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fā)展理念，繼續(xù)全面深化改革，堅持開放發(fā)展，順應中國經濟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的趨勢，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zhàn)略，發(fā)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決定》以“推進合作共贏的開放體系建設”來精煉概括這一方面的具體措施：堅持互利共贏的開放戰(zhàn)略，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fā)展，維護完善多邊貿易體制，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推動構建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qū)網絡，支持廣大發(fā)展中國家提高自主發(fā)展能力，推動解決全球發(fā)展失衡、數(shù)字鴻溝等問題，推動建設開放性世界經濟。健全對外開放安全保障體系。構建海外利益保護和風險預警防范體系，完善領事保護工作機制，維護海外同胞安全和正當權益，保障重大項目和人員機構安全。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注釋】

①《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2頁。

②習近平：《擴大開放的新舉措》，《領導科學》，1993年第12期。

③《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4頁。

責編/谷漩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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