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空前流行

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就，可以從如下三個方面來看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的流行程度。

第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知識界大為流行。五四前后，李大釗等人利用報紙、刊物甚至大學的講壇、圖書館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逐步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李大釗是我國最早把馬克思主義引進大學講壇的學者。1918年，李大釗在北京大學擔任圖書館主任，后兼任經(jīng)濟學教授。1920年7月，李大釗受聘擔任北京大學教授。9月，李大釗在北京大學政治系開辦了《現(xiàn)代政治》講座，介紹世界各國的工人運動情況。10月，他又開設了《唯物史觀研究》講座。之后，陸續(xù)開設了《史學思想史》、《史學概論》、《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等課程?！段ㄎ锸酚^在現(xiàn)代史學上的價值》、《史觀》、《今與古》等重要文章，都是《史學思想史》講義中的內容。他還在女子高等師范、中國大學和朝陽大學開設了一系列新課程，如《女權運動史》、《社會學》等。在這些課程中，向學生傳播馬克思主義。1920年3月，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發(fā)起組織了“馬克斯學說研究會”，研究會建立了“亢慕義齋”圖書館。“‘亢慕義齋’，既是圖書室又是翻譯室，還做學會的辦公室，黨支部與青年團和其它一些革命團體常在這里集會活動……有一個時期守常（李大釗——編者注）常到這里工作。”①其他進步團體如“新潮社”、“國民雜志社”等，也視其為導師。

就連國民黨主辦的《建設》和《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也都刊發(fā)了許多介紹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如《建設》自1919年8月創(chuàng)刊到1920年4月，就刊登了20多篇關于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和譯文。主編胡漢民發(fā)表的《中國哲學史之唯物的研究》一文，和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的發(fā)表時間差不多。戴季陶除了撰寫《從經(jīng)濟上觀察中國的亂源》、《我的日本觀》、《革命？何故？為何？》等文章外，還把考茨基的《馬克思資本論解說》譯成中文，在《建設》雜志上陸續(xù)刊登。這些文章在當時的思想界產生了比較積極的影響，也在客觀上為傳播馬克思主義作出了貢獻。

1923年北京大學的一次民意調查表明，對于“現(xiàn)代中國流行的各種主義你相信哪一種”這一問題的回答，426名男生中有203人選擇社會主義；30名女生中有22人選擇社會主義。對于“中國之外誰是最偉大的人”這一問題的回答，列寧在497票中獨得227票，比威爾遜多176票，而杜威僅位列第11位。②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在學生中的影響是很大的。

第二，通過進步青年學生深入工農群眾，進一步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影響。1918年，李大釗在北京大學擔任圖書館主任后，就把那里變成了一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陣地。在他的指導下，北京大學圖書館購置了一大批新書，其中不少是有關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進步書籍，如德文版的《共產黨宣言》、《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日文版的《資本論》、《馬克思傳》等，為進步教員和學生學習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1918年10月，他把北大圖書館原來的四個室改為四個課，即購書課、登錄課、編目課、典書課，并在典書課之下設六個閱覽室。首先向讀者開放的是報紙和期刊兩個閱覽室，為廣大讀者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及各種新思潮提供方便。毛澤東后來回憶，他就是在這一時期“走上馬克思主義之路”③。

李大釗發(fā)起的“馬克斯學說研究會”，則聚集了鄧中夏、高君宇、張國燾、黃日葵、何孟雄、羅章龍等一批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青年知識分子。在李大釗的倡導下，平民教育講演團在北京大學成立，通過對街頭群眾的演講，以“增進平民知識，喚起平民自覺心”。北京大學學生會還于1920年開辦了平民夜校。1920年底，李大釗委托鄧中夏等人赴長辛店地區(qū)籌辦勞動補習學校，培養(yǎng)和造就了一大批工人運動的優(yōu)秀骨干。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還在李大釗的提議下，在北京西郊羅道莊開辦了農民夜校。這些都不斷擴大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力。

第三，影響到北洋政府的軍隊內部。李大釗等人的革命活動，不僅影響和帶動了一大批進步的青年學生、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還影響到北洋政府軍隊的基層士兵。1919年6月，北洋政府內務部致信陸軍部：“準陜西督軍電稱，陜省近日郵件中發(fā)現(xiàn)一種印刷品署名士兵須知，系真理社刊行，其中詞意不外提倡共產及無政府主義，并詳述法國式革命與俄國式革命之區(qū)分……”④李大釗等人的宣傳，再加上國民黨刊物對馬克思主義的有關介紹，使得許多人群對“過激主義”（即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對馬克思主義的蔑稱）有了一定的了解。由此可見，當時，馬克思主義已經(jīng)傳播到不同層次、群體的人們，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馬克思主義傳播在五四時期取得成功的三個要素

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為什么能在五四時期就已經(jīng)取得成功呢？這當然可以從許多方面進行分析和總結。但是，筆者認為，最主要的還是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理論能真正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馬克思主義大眾化之所以能在五四時期取得成功，根本原因就在于馬克思主義真正滿足了中國人民進行革命斗爭的實際需要。既有研究多從無產階級的發(fā)展壯大入手，以分析中國的先進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基礎。這當然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分析這一問題，還可以有更多的視角。比如，從馬克思主義的三個重要組成部分來分析，就是一個很好的視角。因為在當時，人們就是從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jīng)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的三分法來認識馬克思主義的。現(xiàn)在學界通常強調要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的整體性，但即便如此，依然不能否認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jīng)濟學、科學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內容。而且，當時中國的先進分子出于革命實踐的迫切需要，又分別擷取了上述三個重要組成部分的要點：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擷取了最重要的唯物史觀；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經(jīng)濟學說，擷取了剩余價值學說；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擷取了階級斗爭、暴力革命等學說。這些理論都是當時的中國人最為關注和需要的理論。

中國當時的先進分子對唯物史觀、剩余價值學說、階級斗爭學說進行了重點研究，初步得出一些規(guī)律性的認識。第一，唯物史觀不僅可以改造中國社會，亦可用于考察中國的政治變遷。第二，馬克思主義的經(jīng)濟學說特別是剩余價值理論可以使我們對中國的經(jīng)濟基礎有更清醒、更準確的認識。在五四運動以前，資產階級革命派朱執(zhí)信對馬克思的經(jīng)濟學說作了比較詳細的介紹。同一時期，孫中山也曾提到過馬克思的著作。真正對馬克思經(jīng)濟學說作出詳盡介紹的是李大釗、陳獨秀等人。通過研究，他們進一步認清了中國的經(jīng)濟基礎。第三，階級斗爭、暴力革命的理論，可以使我們對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基本問題有更加深刻、更加直觀的了解。正因如此，馬克思主義在五四時期得到廣泛的傳播，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從上述思路進一步分析，我們還可以得到更多的啟發(fā)。從當時的實際情況來看，馬克思主義的這三個重要組成部分的傳播并不是同步的。概括地說，唯物史觀成為被最先傳播的重點，其次才是剩余價值理論和科學社會主義。⑤這種轉變，是和中國革命的實踐需要，如開展工人運動、建立中國共產黨等密切相關的。這里面有許多問題需要研究，比如，傳播的渠道、傳播的特點，等等。

二是傳播者具有深厚的理論學養(yǎng)和豐富的實踐經(jīng)驗。從傳播學的視角來看，跟李大釗等革命先驅有密切關系。全面地體系及史實重建，實非本文之所能及，這里僅就李大釗等人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開創(chuàng)性貢獻進行分析。首先，李大釗等人接受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強調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注重研究勞工和農民問題，這為他們最終選擇馬克思主義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其次，李大釗等人較早拋棄了進化論，這為其接受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和科學社會主義學說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再次，李大釗等人發(fā)揚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某些積極因素如經(jīng)世致用思想，也為其接受馬克思主義產生了潛在的影響。最后，李大釗等人均有留學經(jīng)歷，較早接觸了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著作，這對其思想轉變也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以李大釗為代表的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群體，有著極其鮮明的特征，即“學貫中西、知行統(tǒng)一”。這些優(yōu)勢，使得他們在傳播、宣傳馬克思主義時得心應手、“左右逢源”。他們自覺地通過自創(chuàng)刊物、發(fā)表著述、譯介經(jīng)典、與非馬思潮論戰(zhàn)等形式，宣傳馬克思主義，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影響力日益擴大。

三是注重傳播效果的最大化。從被傳播者即受眾的角度來看，李大釗等人注重針對不同層次的受眾群體，有選擇地宣傳馬克思主義；從傳播效果的角度來看，李大釗等人努力追求傳播效果的最大化，并最終促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創(chuàng)立。李大釗向進步學生和青年宣傳馬克思主義，培養(yǎng)了一批批正直有為的青年。毛澤東就曾說：“在他（李大釗）的幫助下，我才成為一個馬列主義者。”⑥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僅在五四前后曾在北大學習和工作過的就有毛澤東、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黃日葵、譚平山、譚植棠、許德珩、張申府、范鴻劼、朱克靖、李子州、楊景山、任國楨、王懋廷、王濡廷、劉天章、袁玉冰、李梅羹、譚壽林、于樹德、屈武、楊杏佛、蕭一山、張仲超、羅章龍、劉仁靜、王有德、黃紹谷、王仲強等。這些民族精英都直接或間接、或多或少地受到李大釗的教育和影響。他們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后，又在全國撒下了革命的火種。

在李大釗等人的積極推動下，馬克思主義不僅在中國的知識界頗為流行，以致“高等教育機關里的史學教授，幾無人不被唯物史觀的影響，而熱心創(chuàng)造一種社會的新生”⑦，還影響到廣大工農群眾、城市平民，甚至國民黨政府、軍隊的基層士兵。除向進步學生和青年宣傳馬克思主義外，李大釗等人還通過創(chuàng)辦刊物、舉辦工人業(yè)余學校等形式，向工人群眾灌輸馬克思主義。如在上海，1920年5月1日，上海、北京、廣州等地舉行了由共產主義者組織的我國第一次群眾性的“五一”國際勞動節(jié)紀念活動。《新青年》還出版了“勞動節(jié)紀念專號”。在共產國際幫助下，上海首先建立了共產主義小組，同年11月上海又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這些組織甫一建立，就開始了在工人群眾中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工作。通過改組《新青年》、使《覺悟》成為共產黨的外圍刊物、出版黨內刊物《共產黨》，培養(yǎng)干部，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促進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指導各地進行建黨工作等活動，擴大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如在北京，1920年10月，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３人發(fā)起成立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李大釗為負責人。羅章龍、劉仁靜、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繆伯英、范鴻劼、張?zhí)椎认群蠹尤?，成員大多為北京大學“馬克斯學說研究會”的骨干。通過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開展工人運動、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指導北方各地的工人運動并幫助建立革命組織等工作，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影響。

李大釗等人通過宣傳馬克思主義，建立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并最終促成中國共產黨的成立。1920年3月，李大釗倡導在北大秘密成立了“馬克斯學說研究會”，確定宗旨“以研究馬克思派的著述為目的”⑧。隨后，又公開簽名發(fā)起成立了“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主張“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會主義的同志，互助的來研究并傳播社會主義思想”⑨。這樣，就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馬克斯學說研究會”和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的成立，對同一時期國內一些大中城市如上海、廣州、濟南、武漢、長沙等地紛紛建立研究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組織，有著明顯的直接影響。在共產國際幫助下，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開始興起。1920年 8月起，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相繼成立，開始有組織、有計劃地擴大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宣傳進一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工人運動的結合。這樣，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條件就基本具備了。

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傳播的現(xiàn)實啟示

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傳播的成功范例，對于當前推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現(xiàn)實啟示。

首先，理論要不斷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當前，要通過深入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牢固樹立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不斷豐富和完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其次，培養(yǎng)造就一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黨中央特別提出要“培養(yǎng)造就一大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特別是中青年理論家”。理論家的職責，就是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從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際出發(fā)大力推動理論創(chuàng)新，堅持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

再次，借助現(xiàn)代化的傳媒傳播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必須充分利用各種現(xiàn)代化的傳媒，宣傳黨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互聯(lián)網(wǎng)作為一種全新的信息載體，正在深刻地影響著全人類的生活。因此，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必須積極適應網(wǎng)絡時代的新要求，迅速占領理論宣傳的制高點，充分掌握理論教育的主動權。

最后，在準確分析受眾的基礎上力爭使傳播效果最大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階級、階層有了很大的變化。正確認識當前階級、階層的發(fā)展變化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是馬克思主義大眾化要解決的一個重大課題。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研究員，北京高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中國人民大學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