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中美貿易摩擦升級是在美國國內經濟和社會矛盾加劇、反自由貿易社會思潮興起、對外經濟政策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傾向不斷加強的背景下發(fā)生的。中美貿易摩擦升級，對全球經濟貿易增長、全球經濟治理、中美兩國經濟發(fā)展以及中美雙邊經貿關系都將產生較大的負面沖擊。

【關鍵詞】貿易摩擦  特朗普  美國    【中圖分類號】F115    【文獻標識碼】A

中美貿易摩擦升級的背景

第一，美國國內經濟和社會矛盾激化，反自由貿易社會思潮興起。當前經濟全球化尤其是自由貿易帶來的收益在不同國家和人群之間的分配不平衡，是世界性問題。在美國，這種收益分配不平衡與收入和財富的兩極化趨勢交織在一起，為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準備好了大量的政治資源。自由貿易的受損者群體往往很容易識別，比如在發(fā)達經濟體低附加值行業(yè)中就業(yè)的工人。而能以低廉價格生產和出口相關產品的發(fā)展中國家，往往被認為是自由貿易的主要受益者。自由貿易中的受損者可能并不占多數，但在美國這樣的發(fā)達經濟體，這類人群尤其是傳統(tǒng)產業(yè)工人等低技能就業(yè)人群的地域集中度一般較強，且組織化程度較高。一旦有了確定的發(fā)泄目標，他們往往能通過集中統(tǒng)一的發(fā)聲和行動，發(fā)揮出巨大的政治影響力。他們試圖通過改變美國政府的貿易政策，來緩解自己受到的就業(yè)和收入壓力，而其主要目標就是對美國有大量出口尤其是制成品出口的發(fā)展中國家。與此同時，美國還存在右翼保守勢力，他們認為貿易逆差體現了美國國際競爭的弱勢和生產能力的頹勢，而加劇美國貿易逆差態(tài)勢的正是不公平競爭，認為美國的安全受到了威脅。

在這兩類人眼中，與美國經貿關系緊密且具有巨額貿易順差的中國，自然成了其主要的敵視對象。中國是美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場、第一大進口來源地。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數據顯示，2017年，中美貨物與服務貿易總額達7108.5億美元，美國對中國的貨物貿易逆差總額為3756.2億美元，占當年美國貨物貿易逆差總額大約46%；貨物與服務貿易逆差為3371.8億美元，占當年美國貨物與服務貿易逆差總額大約59%。中美間這種貿易結構的長期存在，加劇了前述群體的敵視情緒。

第二，美國對外經濟政策中的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傾向不斷加強。美國國內經濟和社會矛盾對政策的影響，在其對外經濟領域體現為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傾向加強。首先，美國有著深厚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傳統(tǒng)。美國被認為是自由資本主義的代表、二戰(zhàn)后經濟全球化的重要推動者，但在其發(fā)展過程中，保護主義和孤立主義卻從未真正消失過，也不缺乏推行此類政策措施的傳統(tǒng)和先例。每當美國經濟發(fā)展遇到問題時，保護主義和孤立主義的思潮和政策總會沉渣泛起。

其次，2008年的金融危機重創(chuàng)了美國經濟，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發(fā)展模式受到置疑。在美國國內，自由貿易和多邊主義原則在理論和政策上都發(fā)生了動搖。歷屆美國政府在對外經濟政策上罔顧國際承諾和義務的事例屢見不鮮，且跨越共和、民主兩黨的黨派界限。比如，小布什政府和奧巴馬政府都將“購買美國貨”條款作為經濟刺激法案的組成部分，這實質就是以行政手段保證美國產品在國際市場競爭中獲得相對于其他國家同類產品的優(yōu)勢，本身就違背自由貿易原則。實際上，美國的對外經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具有從全面開放退回到有條件開放、甚至封閉的性質，表現出對商品、資本和勞動力等要素在國際間流動設置各種顯性及隱形障礙的趨勢。

最后，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政策偏好。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政策特點在美國《2018年貿易政策議程和2017年年度報告》中得到了充分和系統(tǒng)的體現。這份報告對前幾屆美國政府的貿易政策進行了指責，并一再強調維護國家利益和確保“為所有美國人提供更自由、更公平的貿易”的重要性。該報告將特朗普上臺以來的貿易政策描述為“美國貿易政策的新時代”，以“五個支柱”來概括當前美國貿易政策的目標，即支持國家安全、加強美國經濟、談判達成更好的貿易協(xié)議、執(zhí)行和維護美國貿易法、改革世界貿易組織。特朗普政府貿易政策的一個重要偏好，是致力于以雙邊談判方式重新界定與主要貿易伙伴的關系。2017年特朗普上任以來，美國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xié)定、啟動北美自由貿易協(xié)定的重新談判以及重新修訂韓美自由貿易協(xié)定，并準備在英國“脫歐”后，同英國以及TPP成員或成員組重新進行貿易談判。談判的目標并不是貿易和投資的便利化、自由化，而是致力于調整貿易雙方的利得，重新界定貿易伙伴關系，視談判中的妥協(xié)、合作為損失。

第三，現行世界經濟體系尤其是多邊自由貿易體系，對美國的地緣戰(zhàn)略意義逐漸減弱。維護現行的多邊自由貿易體系，對美國來說曾有著重要的地緣政治意義。在冷戰(zhàn)結束前，美國認為，二戰(zhàn)后建立的國際貿易、投資和金融制度架構，在維護西方世界繁榮穩(wěn)定、遏制前蘇聯(lián)影響力擴張等方面具有至關重要的價值。冷戰(zhàn)后，這一體系則有著將前蘇聯(lián)陣營國家、新興經濟體國家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資本主義體系的戰(zhàn)略作用。但當前，這一思想和政策已受到懷疑、發(fā)生動搖。特朗普政府目前表現出的態(tài)度是，全球貿易、投資和金融體系以現行方式繼續(xù)運作并不一定符合美國的戰(zhàn)略利益，對將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國家融入這一體系所帶來的價值強烈置疑甚至是否定。

中國發(fā)展的成功使美國越來越傾向于將中國定位為戰(zhàn)略競爭者，這成為影響中美經貿關系走向的一個重要的非經濟因素。美國國內近年來的對華戰(zhàn)略辯論，得出了一個較為廣泛的共識，即美國過去30余年采取的對華戰(zhàn)略沒有達到預期效果。中國已經崛起，而這種崛起是在沒有進行美國所期望的那種改革的情況下發(fā)生的。因此，美國要改變對華戰(zhàn)略，更多地強調競爭。

本輪中美貿易摩擦升級的原因

第一，特朗普政府想把大幅度減少中美貿易逆差，作為其兌現承諾、顯示執(zhí)政業(yè)績的指標。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tǒng)后很快就發(fā)布了行政命令，要求美國商務部與美國貿易代表等進行協(xié)商，開展對美國貿易逆差的研究，分析造成美國貿易逆差的主要產品和國家以及鋼鐵等產品進口對國家安全的影響等。同時，特朗普政府成立白宮貿易和制造業(yè)政策辦公室，其任務是維護美國工人和國內制造商的利益，就促進經濟增長、減少貿易逆差、增強美國制造業(yè)和國防工業(yè)基礎向總統(tǒng)提供政策建議。事實上，由于特朗普政府的國內經濟政策是大規(guī)模減稅加上基礎設施投資的組合，這必然會帶來更大的財政赤字，可能導致美國總體貿易逆差的進一步擴大。特朗普政府顯然是希望通過貿易政策的調整尤其是對華貿易政策的調整來對沖這種可能性。

盡管國內外主流經濟學家的分析都表明，中美貿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美國國內的經濟結構和經濟全球化下國際分工的影響，但特朗普一直堅信貿易逆差的產生應歸咎于政府政策。正因為如此，特朗普試圖通過施壓中國政府來改變中美之間的貿易狀況。

第二，特朗普政府偏好以極限施壓方式推進貿易磋商，擠壓了以和緩方式達成妥協(xié)的空間。特朗普政府在貿易政策實踐中表現出的特點是，最大程度地利用美國貿易政策工具庫中的現有工具進行極限施壓。特朗普政府積極主動地尋找、利用美國國內貿易法中的各種貿易政策工具，展開對主要貿易伙伴的各種調查。比如，根據《1974年貿易法》的第201條款和《1962年貿易法》的第232條款，對與國家安全有關的貿易進行了保障性調查。此外，還以“301條款”為依據對所謂中國涉嫌違反美國知識產權和強制美國企業(yè)進行技術轉讓的問題展開調查，以貿易戰(zhàn)的姿態(tài)提出要對500億美元的中國對美出口商品加征關稅。

特朗普政府在貿易磋商中的強硬立場還與他奉行片面狹隘的對等原則有關。特朗普聲稱追求所謂“自由、公平、對等的貿易”。正如我國學者所指出的，特朗普的“對等”，強調的是絕對對等，實際上是希望通過單方面施壓，短期內快速降低美國所面臨的貿易壁壘，強制實現絕對的、消極的對等。以其邏輯，其他國家的貿易和關稅政策只有以美國為標準才是公平的，這與多邊貿易體制的理念嚴重沖突。從美國鋼鐵和鋁產品進口關稅豁免名單和條件來看，其“對等”的意圖已經超出了經濟范疇，變成了影響國際關系的工具。同時，特朗普不愿意接受WTO有關不同國家差異化的慣例，認為WTO現有原則中有關發(fā)展中國家的界定過于隨意，認為這“損害了WTO規(guī)則的可預見性，削弱了在新的自由化協(xié)議下談判結果的確定性”，這實質上是不接受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國家繼續(xù)以發(fā)展中國家身份享受合法權益。

第三，特朗普政府將貿易談判的范圍和目標擴大到了兩國新興技術產業(yè)發(fā)展和競爭的政策層面。特朗普政府對外經濟政策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改變原有稅收制度中刺激美國國內資本外流的成分，以稅收手段鼓勵資本留在國內，并吸引美國制造產業(yè)回流。與此相應的，特朗普政府重視國家對技術和產業(yè)的支持，試圖在數字貿易等新興領域保護和確立美國企業(yè)的競爭優(yōu)勢。美國的《2018年貿易政策議程和2017年年度報告》強調對數字貿易實施“強有力的規(guī)定”、健全的監(jiān)管措施和國有企業(yè)問題，其原因就在于美國看到了過去十年來電子商務的高速增長，希望將技術圈護起來，以避免來自中國等國家的競爭威脅。特朗普政府和美國國會阻撓博通公司對高通公司的并購就是一個例證，其擔心博通公司會縮減高通公司在5G等關鍵領域的投資，以及若高通公司被一家新加坡公司所有，美國將無法在數字貿易領域保持競爭力與安全性。

美國的私營企業(yè)從政府對技術和產業(yè)的扶持中獲得了巨大的經濟利益，GPS以及誕生于五角大樓的互聯(lián)網技術都是例證。但特朗普政府在這方面對其他國家橫加指責，以知識產權保護為借口進行制裁，阻撓國際技術合作與技術轉讓，這本身就是反競爭行為。

第四，美國國內的社會和政治差誤使特朗普政府在采取單邊主義和極端手段推行對外經濟政策時，較少受到國內其他政治勢力的制約，這也助長了特朗普政府處理對華貿易摩擦問題的非理性傾向。

中美貿易摩擦升級的影響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和貿易國，中美貿易摩擦升級態(tài)勢如果得不到緩解，將會給全球經濟和兩國經濟帶來一系列負面沖擊。

從全球經濟和貿易增長來看，中國和美國在當前的全球價值鏈中分別處于生產國和消費國的核心位置，雙方貿易摩擦的升級可能導致當前國際分工格局的混亂，造成全球價值鏈異變甚至中斷。這對于剛走上復蘇軌道的全球經濟和貿易來說，無疑是重大的打擊，甚至有可能導致全球經濟和貿易復蘇進程逆轉。如果中美貿易摩擦擴展開來，全球金融市場和商品市場都將受到影響，關稅水平可能因此普遍提高，負面沖擊將更廣、更深。

從全球經濟治理角度來看，特朗普政府處理中美貿易摩擦的方式如果延續(xù)和推廣，將對現行全球貿易體系構成極大損害。特朗普政府不重視多邊貿易體系下的貿易爭端解決機制，一味地以雙邊手段處理爭端，將給未來的國際經濟合作和全球經濟治理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從這點來說，中美貿易摩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單邊主義與多邊主義、貿易保護與自由貿易之爭。

從中美兩國經濟發(fā)展以及雙邊經貿關系來看，貿易爭端升級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更是顯而易見。短期內兩國的經濟發(fā)展都會不同程度地受到影響，而中期和長期影響則視兩國的后續(xù)政策和經濟調整情況而定，較為復雜。

特朗普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實施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可能有助于部分國內產業(yè)或企業(yè)工人收入的提高，但這是以更多的其他產業(yè)及企業(yè)工人利益受損為代價的。這樣的政策迎合了在美國國內政治中有較大影響力的群體，但并不能真正解決美國經濟所面臨的問題。面對美國的限制和阻撓，中國除捍衛(wèi)自身的發(fā)展權益外別無選擇，貿易摩擦的處理需要做長期準備。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參考文獻】

①《美國挑起中美貿易摩擦事件回顧》，新華網，2018年4月4日。

責編/孫渴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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