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城內人員復雜，維護治安難度較大

長安城內的人員構成十分復雜，影響社會治安的因素同樣也比較復雜，其程度大大地超過了唐朝其他城市。

官僚貴族子弟及其奴仆是最難整治的群體。比如鄎國公主的兒子薛諗及其黨徒李談、崔洽、石如山等，公然搶奪他人財物，動輒殺人。唐代宗時的宰相元載，其諸子游手好閑，聚斂錢財，爭蓄妓妾，收羅了一大幫輕浮閑散人員，為非作歹，被京師之人稱為“牟賊”。類似這樣的情況，在長安大量存在。韋應物《逢楊開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樗蒲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這些貴族子弟橫行長安，胡作非為，因為其家族背景而地方官不敢逮捕。他們還私藏兵器，乘夜殺人報仇，這一點在唐人張籍詩中有所描寫，所謂“日日斗雞都市里，贏得寶刀重刻字。百里報仇夜出城，平明還在娼樓醉。”此類人員追逐時尚，斗雞、炫富、掠財、宿娼、尋仇，往往結伴滋事。其中不少人因父祖余蔭，還有衛(wèi)官身份，因此他們是相關部門最為頭痛、最難整治的一個群體。

胡族商人與外國使者也是影響社會治安的一大隱患人群。一般來說，這兩類人員還是比較守法的，但是在一些特殊情況下，會成為社會治安的隱患。安史之亂后，由于回紇曾出兵協(xié)助唐軍平叛，自恃有功，在長安橫行霸道，甚至公然殺人。據《資治通鑒》卷225記載，“回紇留京師者常千人，商胡偽服而雜居者又倍之”。他們“殖貲產，開第舍、市肆，美利皆歸之，日縱貪橫，吏不敢問?；蛞氯A服，誘取妻妾”。至于胡族商人由于資本雄厚，不少禁軍將領向其借貸以賄賂宦官，求取節(jié)帥之職。遂使得他們又與軍隊勢力結合在一起，更加有恃無恐。唐代宗大歷七年（772），回紇使者“掠人子女，所司禁之，毆擊所司”。甚至出動300騎兵，進犯金光、朱雀等門，迫使宮門緊閉?；丶v使者甚至公然搶奪長安縣令邵說所騎之馬，邵說既不敢以法懲處，也不敢與其理論。

自唐朝中期以來，宦官專權局面越來越嚴重，他們不僅與南衙朝官爭奪權利，而且也危害到長安的社會治安。比如唐德宗時期出現的宮市，執(zhí)行的宦官不付錢或者以極少費用強取貨物的現象比比皆是，引起百姓的不滿。唐朝宮中置有雕、鶻、鷂、鷹、狗等五坊，以宦官為五坊使，其下有許人役，統(tǒng)稱為五坊小兒。五坊小兒依仗宦官權勢，胡作非為，甚至張網于坊市，聲稱捕鳥雀飼養(yǎng)鷹鷂，不給錢財，不許居民出入；或張網于井口，使人不能汲水；民眾稍有不滿，即遭痛擊。他們還飽醉于酒肆，不僅不付錢，還留下活蛇一簍，讓店主喂養(yǎng)，店主為了消災，只好多給錢財，請其將蛇帶走。至于五坊小兒在郊區(qū)踐踏莊稼、欺壓農民的事更是層出不窮。唐后期的神策軍是中央政府唯一依靠的軍事力量，由宦官統(tǒng)率，待遇優(yōu)厚，故驕縱異常。其將士橫行街市，欺壓百姓，甚至借錢不還，地方官不敢過問，也激起了極大的民憤。

社會閑雜人員，即所謂長安惡少，也是影響長安城治安的主要人群。又稱“京師奸豪”“盜賊”“街肆惡少”“豪猾”“豪俠”“宿奸”“惡少年”等。此類人員成分復雜，有的屬于黑社會團伙，有的依附于權貴子弟，依仗其權勢為非作歹，有的為沒落的世家子弟，有的是城市貧民，有的則是具有一定武藝的所謂任俠之士。這類人員數量極多，有的史籍記載說有8萬多人。他們欺壓平民，斗雞走狗，拈花惹草，酗酒斗拳，屠狗殺牛，甚至滋事殺人，是長安社會不穩(wěn)定的主要因素之一。

此外，還有一些社會流動人員，如進城務工的農民，流浪的藝人，退伍或退職的軍人及其家屬，乞丐群體，職業(yè)化的妓女，從事服務業(yè)的各類人員，辭退的胥吏、雜任、雜職掌等人員，進京上訪告狀的外地人員等。這些人當生活無著落時，也會危害坊市，成為社會不穩(wěn)定的因素。

唐朝負責社會治安的機構較多，但職能各異，分工不同

唐長安城負責治安的機構主要包括京兆府、長安縣與萬年縣、左右金吾衛(wèi)、御史臺等，部門雖多，但職能各異，分工不同。其中京兆府為長安最高行政機構，以尹、少尹為正副長官，負責整個京畿地區(qū)行政管理與社會治安。由于京師人員構成復雜——王孫公主、權貴豪強、宦官禁軍、惡少宿奸，所謂“俗具五方，人物混淆，華戎雜錯”，所以自古以來號為難治。長安與萬年縣均為京縣，縣署就設在城內，兩縣以朱雀大街為界，東為萬年，西為長安所管，分別負責各自管區(qū)的行政與治安事務，《唐六典》卷30在記載京縣令的職責時說，“養(yǎng)鰥寡，恤孤窮，審察冤屈躬親獄訟，務知百姓之疾苦”。具體負責社會治安的官員是縣尉，京縣設置6名，史書往往將其稱之為捕盜吏。

左右金吾衛(wèi)置有大將軍、將軍等職，《舊唐書·職官志》述其職能是：“掌宮中及京城晝夜巡警之法，以執(zhí)御非違。”具體執(zhí)行巡警任務的是其下屬的中郎將府，《唐六典》卷25說：“中郎將掌領府屬，以督京城內左、右六街晝夜巡警之事。”后又專門設置了左、右街使之職，仍隸屬于金吾衛(wèi)，或以金吾將軍充任，或以他官充任，掌“分察六街徼巡”。唐長安實行坊市制度，全城共劃分為109個坊、兩個市，坊市四圍皆有墻，四面開門，暮閉而晨啟。唐初坊門關閉時，由騎卒沿街傳呼，后改為日暮擊鼓800而門閉，五更二點時擊鼓3000而坊門開啟。在左、右六街皆置有鼓，鼓聲先從皇城開始，六街之鼓依次而擊，達到規(guī)定的次數后停止。唐朝在長安的坊角、城門設置了武候鋪，各轄有數量不等的軍士，分別是大城門百人，小城門20人，大鋪30人，小鋪5人。夜間實行宵禁時，街使率領騎士沿街巡行，并且有武士暗探分布各處。一旦發(fā)生治安事件，則由武候鋪負責抓捕，大事則由街使負責上奏。

御史臺本來是國家最高監(jiān)察機構，由于御史臺承擔著受理天下冤狀與案覆囚犯的任務，因此難免要與赴京上訪民眾打交道。此外，其還負有分知京師左、右巡的任務，即把京城劃分成不同的區(qū)域，由左巡使巡察城內，右巡使巡察城外，每月交換一次，任務是查處各自巡區(qū)內的不法之事。月底則巡視大理寺、刑部、東西徒坊、金吾獄、縣獄等部門。左、右巡使由殿中侍御史充任，后來由于事務繁忙，于是也選擇一些京畿縣尉充任。關于左、右巡使的具體任務，《唐六典》卷13有詳細的記載：“左降、流移停匿不去，及妖訛、宿宵、蒲博、盜竊、獄訟冤濫、諸州綱典貿易隱盜、賦斂不如法式，諸此之類，咸舉按而奏之。若不能糾察及故縱、蔽匿者，則量其輕重而坐所由御史。”如果不能盡職，則要追究擔任巡使的御史責任。

左、右街使與左、右巡使是有分工的，前者主要負責街衢，后者負責坊內。在長安的東、西市也置鋪，駐有軍士負責維持治安，至于交易事務則由市署負責。此外，在坊內發(fā)生的一般治安事務或糾紛，情節(jié)較輕的，由坊正負責調節(jié)處理，不一定驚動府縣官員。坊正掌管坊門管鑰，負有督察奸非的責任。

唐朝采取多種舉措維護長安的治安

有唐一代維護長安社會治安的難度很大，其中最難整治是上面所說的前三類人員，因為他們都具有很深的社會背景，有著強大的保護傘，僅僅依靠相關部門是不行的，往往需要皇帝下決心整治。比如上面提到的鄎國公主之子薛諗及其同黨，由于鄎國公主是唐睿宗之女，唐玄宗之妹，其殺人后煮而食之，罪惡極大。玄宗不得已，下令將其同黨決殺于京兆府門，薛諗因為是皇親，先判流放，后又賜死。對于宦官與禁軍的擾民行為，雖有一些強硬的官員予以打擊，但由于皇帝的偏袒，并不能得到徹底解決。唐順宗即位后，宣布罷去宮市，這一問題就徹底解決了。至于五坊小兒，經過憲宗、穆宗的整治，罷免了五坊戶、減少五坊小兒數量，并限制其出宮，甚至處死違法的五坊使，也使這一問題基本得到了控制。關于回紇使者橫行狂暴的問題，由于皇帝一味姑息，一直沒有很好的解決。公元840年，黠戛斯擊潰了回鶻（回紇），隨著其勢力的衰落，這一問題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傊?，對于作為國都的長安來說，由于影響社會穩(wěn)定的因素比較復雜，僅靠地方官府和一些相關部門是無法徹底整頓的，在這種情況下，最高層的整治決心往往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相關制度的健全是維持社會秩序的重要手段。關于長安的坊市及其宵禁制度前面已有所論及，坊市門關閉后，有擅自翻越門墻者，按照唐律的規(guī)定要給以杖七十的處罰。如果不按時開閉坊市之門，則以越墻之罪論處。在坊內實行5家聯保制度，相互監(jiān)督，“以搜奸慝”。城內士庶之家不許藏匿器械。夜晚負責巡警的軍士皆持有兵器，凡宵禁開始后仍然行走的人員，皆視為犯夜，要受到法律的懲罰。特殊情況可以例外，比如上元節(jié)可以允許狂歡三夜，還有就是奔喪或尋醫(yī)求藥，緊急公務和追捕人犯等，均不受禁夜制度的約束。

對于長安城中黑社會性質的閑雜人員，唐朝政府大體上采取兩種措施加以整治和消解。一種是針對其中的犯罪分子，采用鎮(zhèn)壓的手段。史籍中記載了不少這樣的京兆尹，如杜中立、薛元賞、竇潏、劉棲楚、楊虞卿、柳公綽等，他們采取的手段大都是“棰殺”“杖殺”，目的就在于震懾這些惡少，所謂“輒殺尤者以怖其余”，即誅殺首惡，以儆效尤。但也有一次殺數千、數百人的情況，如黃巢進攻長安時，京中閑人惡少乘機剽掠坊市，將軍高仁厚關閉坊門，一次誅殺了數千人。這是在特殊情況下所采取的特殊行動，并非通常做法?！短坡墒枳h》卷27規(guī)定：“諸在市及人眾中，故相驚動，令擾亂者，杖八十；以故殺傷人者，減故殺傷一等；因失財物者，坐贓論。其誤驚殺傷人者，從過失法。”說明制定于唐前期的這部唐律已經不適應變化了的社會情況。唐后期頒布了不少編敕，其具有優(yōu)先于唐律的法律意義，就是針對變化了的社會情況而制定的。

另一種措施就是采取將這些社會閑雜人員收編入軍的辦法加以化解。這樣做既解決了此類人員的生活之虞，也滿足了有人想建功立業(yè)的愿望，在神策軍中此類人員尤多。公元763年，吐蕃攻入長安，郭子儀部將王甫“聚京城惡少齊擊街鼓于朱雀街”，吐蕃人不知唐軍虛實，倉皇退出長安。這些人后來都被收編入軍中。不過在唐代掛名軍籍的人不少，到了宋代遂大規(guī)模地收編入軍了。

唐初建立了嚴格的戶籍制度，隨著土地兼并的日益嚴重，到武則天時期已經出現了嚴重的逃戶問題，其中不少農民流落入城市，流入京城的更多，構成了一個社會問題。對于逃戶最初是嚴厲查禁，但卻屢禁不絕，于是改為一種比較寬松的政策，尤其兩稅法實施后，“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即允許流入城市的農民落戶，有利于其在當地從業(yè)。故調整政策、改革制度，無疑是從根本上解決社會問題的一大良策。

在長安城中也有群體性事件發(fā)生。德宗時宰相盧杞大幅增加商人稅賦，“長安為之罷市”，萬余百姓攔截盧杞于道路。韓皋任京兆尹時，京畿大旱，百姓無糧，韓皋不敢據實上奏，“百姓遮道投狀”，導致其被罷官。凡此類事件唐朝均采取了疏導的方式，而未采用強硬的手段予以鎮(zhèn)壓。對于進京告狀者，唐朝有投匭制度受納，并且命京兆府查清其住址，以便隨時問訊。唐朝之所以規(guī)定左、右巡使每月定期巡視大理寺、刑部、東西徒坊、金吾獄、縣獄等監(jiān)獄，目的就在于及時發(fā)現冤情，及時化解社會矛盾。

唐朝在城市社會治安方面的這些舉措并非十全十美，盡管如此，其歷史借鑒意義還是十分明顯的，值得認真的總結與汲取。

（作者為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②[后晉]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③岳純之點校：《唐律疏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責編/潘麗莉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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