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間調解解決城市化社區(qū)法律糾紛具有經濟成本、人力成本較低，對社會關系的修復較好，對受到損害的各種利益的彌補較為全面的特征，因而是城市化進程中社區(qū)居民解決彼此之間糾紛的重要方法。

【關鍵詞】民間調解 城市化社區(qū) 法律糾紛

【中圖分類號】DF714 【文獻標識碼】A

民間調解，是指沒有國家公權力介入的情況下，糾紛當事人在普通第三方參與下進行調解，以解決社區(qū)法律糾紛的糾紛解決方法。該第三方可以是糾紛當事人一方或雙方的朋友、社區(qū)的德高望重的居民、社區(qū)物業(yè)管理公司、糾紛當事人所在單位、行業(yè)協(xié)會（如糾紛當事人為同一行業(yè)協(xié)會會員）等。普通第三方參與一般是基于糾紛當事人的請求，也有可能主動介入。

民間調解具有經濟成本較低、當事人心理煎熬小的優(yōu)勢

把民間調解放到法律經濟學的框架下來討論，目的在于反映民間調解在城市化社區(qū)法律糾紛解決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其與其他糾紛解決方式的關系，更好把握如何使各種糾紛解決機制實現(xiàn)無縫對接。在此，需要先界定本部分所討論的是在城市化進程過程中社區(qū)法律糾紛解決方法的框架下，民間調解與其他糾紛解決方法相比所具有的經濟學特征，從而發(fā)現(xiàn)其優(yōu)勢。

從經濟成本（錢和物）層面來看，目前民間調解大部分都是免費的，調解人大都不收取任何費用，糾紛當事人所花費的主要表現(xiàn)為對調解人表示感謝的人情費用的支出，這種費用基于當事人的自愿，其數(shù)額一般不大，而且當事人會根據自己的經濟狀況和調解人對調解結果的達成所起的作用之大小，在自己能夠承受并愿意承受的范圍內為之。而與此相對應，訴訟成本很高昂且種類較多，如果糾紛當事人居住的地方到受訴法院路程較遠，還會有大量的交通費、住宿費的花費。相比較，民間調解的經濟成本較低。

從人力成本層面（時間、精力和當事人心理的煎熬）來看，訴訟一般要經歷半年到數(shù)年不等的時間，在這個訴訟過程中，當事人內心始終背負著一件未完成且無法準確預知結果的事（負擔）。這種心理煎熬的程度未親歷者是難以感受的。民間調解在當事人有調解誠意的前提下，其所經歷的期間會短很多，與此相適應的，當事人所花費的時間、精力要少得多，所承受的心理煎熬也要小很多，加上調解的寬松氣氛，當事人的心理壓力大大小于訴訟。

從社會關系成本層面來看，民間調解對社區(qū)法律糾紛當事人之間已經破損的社會關系進一步破壞的可能性很小。由于民間調解建立在糾紛當事人有調解意愿的基礎上，所以其具有對糾紛當事人之間已經破損的社會關系進行一定修復的天然優(yōu)勢。

從社會資源成本層面來看，社會資源成本是指不同的糾紛解決方式導致的當事人現(xiàn)有社會資源的花費或將來可能獲得的社會資源或機會的喪失。如前所述，訴訟當事人需花費大量的時間、精力，動用大量的財力和物力于訴訟之中，這本身就是社會資源的耗費。同時花費于其他方面的時間、精力、財力和物力將相應地減少，獲取其他社會資源的可能性或機會也相應減小。甚至由于社會對于訴訟的不正確理解，常常會認為經常提起訴訟的當事人“不好說話”“不好打交道”，也在一定程度上會降低其獲得其他社會資源的可能性。

從實現(xiàn)預期目標的風險成本層面來看，對訴訟當事人而言，能否實現(xiàn)預期目標的風險首先來自于證據的充分與否以及當事人及其代理人對證據的運用能力，其次，訴訟的風險還來自于糾紛本身的復雜程度和法律的涵攝，此外，被告自身是否有足夠的可供執(zhí)行的財產也是風險來源之一。民間調解更側重于客觀事實真相，其實現(xiàn)預期目標的風險主要來源于糾紛當事人的處境、心理承受能力和調解達成協(xié)議后的違約行為等。

民間調解的收益分析

在法律經濟學的視角下，糾紛受害方的物質利益的收益主要體現(xiàn)為通過民間調解能否獲得物質上的補償和獲得彌補的程度，獲取彌補的程度越高，其收益就越高；糾紛加害方的物質利益的收益主要體現(xiàn)為與其他解決方式相比，通過民間調解的方式解決與本社區(qū)成員之間的糾紛所實現(xiàn)的物質上的節(jié)省程度，節(jié)省的程度越高，其收益就越高。舉個例子來說，對于一個家境貧窮的加害人來說，受害人如果通過訴訟方式解決糾紛可能引發(fā)加害人的不配合，在這種情形下通過訴訟解決社區(qū)法律糾紛，受害人獲得的物質性質的收益可能為零甚至是負數(shù)（受害人還要自己支付律師費、案件受理費等費用）。而通過民間調解，盡管加害人與前述一樣貧困，但一般來說加害人會積極主動通過向親戚朋友籌集資金來履行調解協(xié)議確定的物質性義務，當然這種調解協(xié)議的達成一般要以受害人作出部分讓步為條件。對于加害人具備賠償能力的社區(qū)法律糾紛，受害人物質性利益獲得滿足的程度和加害人節(jié)省的程度（與訴訟相較）主要取決于當事人雙方的糾紛解決的緊迫程度和其他利益的考量。在不計算其他利益考量的情況下，如果糾紛當事人雙方都急于解決彼此之間的糾紛，則雙方參照訴訟可能的結果達成物質性質的利益讓渡的可能性較大。綜上可以看出，通過民間調解是否能實現(xiàn)自身的物質性利益及實現(xiàn)的程度視具體個案的特征而體現(xiàn)出較大的差異性。

從民間調解的名譽、人格尊嚴利益收益角度來分析，居所被定性為安居樂業(yè)的立足之所，可見，奔波疲憊之后的棲息之所、經歷大風大浪之后休整的港灣一直人們心靈深處的期盼。因此，民間調解正好迎合了該心理訴求。將自己與本社區(qū)成員之間的糾紛通過民間調解的方式解決有可能使糾紛當事人受到貶抑的人格得以恢復，而另一方當事人的人格尊嚴又不會因此受損；同時，通過民間調解，介入調解的第三人根據調解中糾紛當事人的表現(xiàn)給予的肯定的評價容易向社會傳播，能給當事人帶來好的名譽。這些能使當事人在社區(qū)居民中獲得較高的社會評價，從而受到社區(qū)其他居民的尊重。

從法律經濟學的角度來說，糾紛解決實現(xiàn)的社會關系收益是指各種社區(qū)法律糾紛解決方式所實現(xiàn)的社會關系恢復及恢復的程度。在城市化進程中，各種社區(qū)糾紛解決方式對糾紛損害的社會關系修復的功能是不同的，相比較而言，民間調解對受損的社會關系具有較好的修復作用，該功能正好與社區(qū)法律糾紛當事人的內心期盼相契合。

在城市化進程中，同一個社區(qū)，其居民可能來自全國各地，這些居民有著不同的傳統(tǒng)習慣和信仰，由于大家剛聚居在一起，社區(qū)內共同的風俗習慣和信仰還未形成，且來自不同的地方的居民對彼此的傳統(tǒng)風俗習慣和信仰可能不了解，加上聚居導致空間上的近距離接觸，容易引起對他人傳統(tǒng)的風俗習慣和信仰的侵犯，有些侵犯被認為會給當事人未來的生活帶來不吉利甚至災難，根據糾紛“受害人”的傳統(tǒng)風俗和信仰必須通過由“加害人”和“受害人”一起舉行某種儀式，才能達到祛除邪魔和災難，恢復吉利和祥和。這些儀式有的甚至被現(xiàn)代社會認為是“迷信”，不管是司法解決方法還是行政解決方法都不可能適用這些儀式，因而無法真正解決上述糾紛，即司法解決方法和行政解決方法對此是無能為力的。

綜上所述，民間調解解決城市化社區(qū)法律糾紛具有經濟成本、人力成本較低，對社會關系的修復較好，對受到損害的各種利益的彌補較為全面的特征；同時，也面臨著糾紛當事人利用優(yōu)勢地位操縱調解或達成的調解協(xié)議因欠缺強制執(zhí)行力而被毀約的風險。民間調解對于城市化進程中社區(qū)法律糾紛的解決具有先天的優(yōu)勢，擁有很大的適用空間，因而是城市化進程中社區(qū)居民解決彼此之間糾紛的重要方法。

（作者單位分別為南昌理工學院；江西科技師范大學）

【注：本文系2014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城市化進程中的社區(qū)法律糾紛研究”（項目編號：14BFX070）的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①費孝通：《鄉(xiāng)土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責編/宋睿宸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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