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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網絡有害信息,刑法如何“亮劍”

核心提示: 網絡有害信息相關違法犯罪行為有其自身特點,其往往借助網絡空間而具有更強的擴散能力,同時具有傳播便捷性、主體隱蔽性、形式多樣性等特征,相關部門必須主動出擊,積極應對,在堅守刑法基本原則的基礎上拓展思路,勇于創(chuàng)新,提高網絡有害信息刑法規(guī)制的科學性、全面性,務求做到有法可依。

【摘要】網絡有害信息相關違法犯罪行為有其自身特點,其往往借助網絡空間而具有更強的擴散能力,同時具有傳播便捷性、主體隱蔽性、形式多樣性等特征,相關部門必須主動出擊,積極應對,在堅守刑法基本原則的基礎上拓展思路,勇于創(chuàng)新,提高網絡有害信息刑法規(guī)制的科學性、全面性,務求做到有法可依。

【關鍵詞】網絡有害信息 刑法規(guī)制 有法可依 【中圖分類號】D9 【文獻標識碼】A

當今世界正處于信息大爆炸時代,各種信息紛至沓來,應接不暇,也深刻影響著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隨之而來的一個問題是如何對網絡上的有害信息進行有效監(jiān)督管理。我國實施了一系列政策舉措強化網絡信息監(jiān)管規(guī)制,一方面立足司法規(guī)制,加快形成涵蓋法律規(guī)范、行政監(jiān)督和技術保障的主動監(jiān)管體系;另一方面則通過加大宣傳、行業(yè)自律、公眾監(jiān)督和社會教育,形成源頭預防體系,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相比于覆蓋面越來越廣、影響力越來越大的井噴似的網絡信息,以及現(xiàn)實發(fā)生的一些影響惡劣的網絡有害信息案件而言,我國相關監(jiān)管體系還是相對不夠完善,刑法規(guī)制方面還亟需優(yōu)化完善。

我國網絡有害信息犯罪刑法罪名體系日益豐富

事實上,早在2000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實施的《關于維護互聯(lián)網安全的決定》中就首次提到了“網絡有害信息”的概念,其第二條即明確規(guī)定,“利用互聯(lián)網造謠、誹謗或者發(fā)表、傳播其他有害信息”等行為,如構成犯罪應依法承擔刑事責任。隨著網絡信息的日益普及,我國司法層面也與時俱進,跟進一系列相關法律法規(guī),強化管理能力,豐富了網絡有害信息犯罪刑法罪名體系,為有法可依打下堅實基礎。近年來,我國司法領域也處置了一系列典型網絡有害信息傳播案件,有效震懾了違法氣焰,維護了司法尊嚴和社會穩(wěn)定。

涉及到網絡有害信息危害國家利益的刑法罪名,主要分布在刑法分則第一章中的“煽動分裂國家罪”(第103條)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第105條)、第四章中的“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罪”(第249條)、第七章中的“煽動軍人逃離部隊罪”(第373條)、第九章中的“故意泄露國家秘密罪”(第398條)、第十章中的“故意泄露軍事秘密罪”(第432條)等條款。網絡有害信息危害社會利益的刑法罪名主要是分布在刑法分則第二章中的“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煽動實施恐怖活動罪”(第120條之三)、第三章中的“違規(guī)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第161條)、第六章中的“煽動暴力抗拒法律實施罪”(第278條)、“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罪”(第286條之一)、“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第287條之一)、“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第291條之一)、“尋釁滋事罪”(第293條)、“傳授犯罪方法罪”(第295條)、“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第363條)等。涉及到網絡有害信息危害個人利益的刑法罪名主要是分布在刑法分則第三章中的“侵犯著作權罪”(第217條)、“侵犯商業(yè)秘密權罪”(第219條)、“損害商業(yè)信譽、商業(yè)聲譽罪”(第221條)、第四章中的“侮辱罪、誹謗罪”(第246條)和“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第253條之一)等。

目前我國網絡有害信息犯罪案件司法實踐中,在刑法罪名上采用如下原則:其一,優(yōu)先將犯罪行為納入既有刑法罪名范圍;其二,對于不適用于既有刑法罪名的新情況、新問題,設立新罪名。

網絡有害信息刑法規(guī)制存在規(guī)制范圍過窄、司法解釋含義不清的問題

規(guī)制范圍過窄。目前我國網絡有害信息刑法規(guī)制中,優(yōu)先適用既有刑法罪名處置該類事件。一定程度上講,這一方法有其優(yōu)勢,如可以充分保證現(xiàn)有法律體系的穩(wěn)定性。但是網絡信息技術發(fā)展迅猛,新事物和新問題,乃至新的違法犯罪手段也不斷涌現(xiàn),有些網絡有害信息犯罪行為就會因為不適用既有刑法罪名而面臨無法可依的困境,這也凸顯了當前我國網絡有害信息刑法規(guī)制范圍過窄的問題。例如對于網絡有害信息侵犯他人著作權益的行為,既有刑法罪名規(guī)定需“以營利為目的”,但在網絡上就很難界定某一行為是否具有“營利性”,也就難以準確定罪。

司法解釋存在爭議。目前面對日新月異的網絡有害信息違法犯罪活動,既有規(guī)制無法全部囊括,而以新增罪名來應對也顯然遠遠無法追趕現(xiàn)實需求的腳步,因此更為便捷的做法是擴大司法解釋加以應對。擴大司法解釋同樣是司法體系主動適應社會需求的一種必要和合理的方法,但是對于一些網絡有害信息案件而言,有些司法解釋卻顯得欲速則不達。如在《關于網絡誹謗的解釋》中,就將網絡空間定性為“公共場所”,并依照公共場所相關法律規(guī)制進行監(jiān)管,這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學界爭議。

對網絡言論自由的妨害。在網絡時代中,網絡言論有其積極意義,是反映民意、傳播觀點、開展社交的有利工具,因此在合法權限內的網絡言論自由應該被保護,對于網絡上一些有建設性意義的觀點應該給予鼓勵,這有利于更好履行社會監(jiān)督職能、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進程。然而在網絡有害信息監(jiān)管規(guī)制層面來看,由于司法解釋含義不清等原因,使得一些網民群體忌憚于刑法規(guī)制約束而禁言禁聲。可以說刑法規(guī)制越豐富,網絡言論空間在一定程度上就越狹窄,所以要尋找到相應的平衡點。

主動出擊、積極應對,提高網絡有害信息刑法規(guī)制的科學性、全面性

網絡有害信息相關違法犯罪行為有其自身特點,其往往借助網絡空間而具有更強的擴散能力,同時具有傳播便捷性、主體隱蔽性、形式多樣性等特征,因而對其進行刑法規(guī)制的時候遇到了一些困難。面對上述問題,相關部門必須要主動出擊、積極應對,在堅守刑法基本原則的基礎上拓展思路,勇于創(chuàng)新,提高網絡有害信息刑法規(guī)制的科學性、全面性,務求做到有法可依。

更新刑法理念,實行適度犯罪化。新問題新辦法,面對網絡帶來的新型問題,也要及時更新刑法理念。傳統(tǒng)刑法理念反對擴大刑罰處罰范圍,尤其對于新的犯罪行為慎用甚至不用刑罰,以此避免刑法泛化。而在新的網絡信息時代,面對日益凸顯的網絡有害信息案件問題,則應轉變思想,以適度犯罪化理念加以應對,即要適當擴大刑罰處罰范圍,增大打擊力度,這樣才能更有效震懾和遏止網絡有害信息犯罪。尤其考慮網絡有害信息犯罪具有更大隱蔽性和危害性的特點,若仍保守傳統(tǒng),一味追求非犯罪化,顯然已經不適應社會管理需求,也無法有效維護網絡合法秩序。因此及時更新觀念,在堅持刑法原則下適當擴大刑罰范圍有其必要性。

正確解釋法律,防止解釋越權。司法解釋是確保法律活性的有效手段,也是必要手段。在新的社會發(fā)展形勢下,對于新的問題以擴大司法解釋加以應對是有效的方法。但是這一過程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避免解釋越權,從而違背了法律條文既有原則和目的,甚至違背了刑法基本原則。擴大司法解釋不能隨意而為,一定要經過慎重的考慮、嚴格的論證、合法的程序,既不能以保護人權的名義放縱犯罪,也不能以打擊犯罪的名義侵犯人權。擴大司法解釋應該嚴格限制在立法內涵所允許的范圍之內,不能牽強附會、借題發(fā)揮。另外,解釋不能替代立法,如有必要通過立法來解決,就一定要堅決從立法層面解決問題,而不能生硬地以擴大司法解釋來應付。

均衡言論自由,彰顯民主文明。對于網絡言論自由目前主要有兩種觀點:其一認為有必要打擊網絡有害信息犯罪行為,維護網絡空間秩序和正義;其二則更加關注網絡空間自由和保障公民權利。實則二者并不矛盾,可以采取有效措施達成二者的均衡統(tǒng)一。要允許公民發(fā)出的公開言論存在一定偏差——這也是保障公民言論自由的根本原則之一。進一步則可以引入道德規(guī)范來彌補刑法規(guī)制的不足,對于一些網絡有害信息行為尚未納入刑法規(guī)制的,應優(yōu)先以網絡自律和網絡道德規(guī)則來約束和監(jiān)管,維護網絡空間公平正義;如果網絡道德規(guī)則無法處置且已失去控制,則再由司法介入處理。這樣道德的歸道德,法治的歸法治,以此均衡言論自由,既能維護網絡空間秩序,又能最大化利用網絡空間這一有效工具保障言論自由,彰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

(作者為安順學院副教授)

【參考文獻】

①于志剛:《網絡思維的演變與網絡犯罪的制裁思路》,《中外法學》,2014年第4期。

責編/宋睿宸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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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孫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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