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蕭功秦（本文原刊于《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6年第4期）

中國經歷的巨大變革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如何看待20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形成的政治體制與發(fā)展模式？它是從何演變來的？用什么政治學理論來解釋這種體制與結構？它的優(yōu)勢與弱勢何在？它在未來將面臨什么挑戰(zhàn)？什么樣的新權威主義體制才是具有可持續(xù)性并能成功地向新文明推進的良制?本文從新權威主義這一理論角度，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過程及發(fā)展中的相關問題嘗試提出一種宏觀的解釋框架。

一、中國百年變革述略

1840年的鴉片戰(zhàn)爭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從鴉片戰(zhàn)爭開始，中國的國運急轉直下，震蕩起伏了一百多年，到鄧小平主政的1978年，中國的命運才真正向好。從1840年到1978年，共計139年，中國人在漫漫路途中，終于求索出了自己的發(fā)展之道。為了文辭的簡便，本文把這139年約稱為百年。從1978年至今，幾乎過了40年，中國這一時期的變革仍是小平路線的賡續(xù)，所以，我們把這40年與前面的139年合在一塊兒討論。我們把1840年以來的中國歷史，以每十年為單位，作一個概覽。

從1840年到1850年的第一個十年里，發(fā)生了鴉片戰(zhàn)爭。對于一個長期閉關自守的農業(yè)專制帝國來說，中國內部很難產生工業(yè)化現代化的經濟推動力，無法完全靠自身的力量演化出先進的新文明。鴉片戰(zhàn)爭可以看作中國現代化起步的外推力，然而這個開局不好。1842年鴉片戰(zhàn)爭失敗，被迫割地賠款的中國人深懷受欺侮的悲情與屈辱感，群體性的排外心態(tài)變本加厲，阻礙了因勢利導的變革起步，中國人在此后20年其實并沒有醒過來。

鴉片戰(zhàn)爭可以看作中國現代化起步的外推力，然而這個開局不好。

從1850年到1860年的十年里，太平天國戰(zhàn)爭爆發(fā)，帶來巨大的災難性破壞。根據清朝戶部戰(zhàn)后人口統(tǒng)計，中國人口比戰(zhàn)前減少數千萬。在這十年里，中西文明進入更激烈的沖突碰撞時期。1860年英法聯(lián)軍入侵，中國的國難進一步加深。英法聯(lián)軍火燒圓明園，使中國士紳官僚與百姓對西方文明的逆反心理變本加厲，極大地影響了中國人對洋務運動與外來文明的基本態(tài)度。

從1860年到1890年的30年，或許可以說是近代史上相對平靜的時期。太平天國戰(zhàn)爭后，中國進入同治光緒中興時代，南京條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三大條約的簽訂，讓西方人覺得中國基本上接受了西方的國際秩序，于是美英法等國開始對中國采取“合作政策”，支持中國對外開放，這本是一個現代化的新契機。中國也試圖小心翼翼地推行洋務自強運動。中國國運似乎有了新的轉機。然而，在對外關系上，士紳官僚中大言高論的清流保守派占據了輿論制高點，天津教案表明，清流黨保守勢力進一步構成了對步履維艱的洋務運動的壓抑態(tài)勢。在此期間還發(fā)生了使中國失去南方屏障的中法戰(zhàn)爭，在1886年到1879年的光緒二年到五年之間，中國國內又發(fā)生了一場空前的大旱災，按照外國傳教士李提摩泰的統(tǒng)計，災荒面積遍及清朝一半以上的省，死亡人口近兩千萬人，相當于當時整個歐洲的人口。這種社會生態(tài)的脆弱，也預兆著即將到來的民族大災難，傳統(tǒng)體制生命力的脆弱已經到了捉襟見肘的地步。

中法戰(zhàn)爭

19世紀的最后十年，中國進入近代歷史上最為屈辱的、國運最壞的時期。甲午海戰(zhàn)可以說是洋務運動的滑鐵盧。從1894甲午戰(zhàn)爭到1900年八國聯(lián)軍戰(zhàn)爭短短六年多的時間里，中國這樣一個貧窮落后的農業(yè)國家，其對外戰(zhàn)爭賠款合計接近7億兩白銀。19世紀末的西方列強在《馬關條約》的刺激下，也改變了對中國原先的“合作政策”，紛紛在中國劃分勢力范圍。

從1900年到1910年，庚子劫難之后的清王朝統(tǒng)治者終于大徹大悟，開始一場頗為認真的“辛丑變法”。這場晚清新政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法制各個方面，但為時已晚。隨著慈禧與光緒于1908年逝世，新的滿清統(tǒng)治者平庸無能，青黃不接，他們在億萬漢人的汪洋大海中已經喪失統(tǒng)治的自信。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fā)，此時的清王朝如同朽木糞墻，一推就倒，這場世界史上或許可以說犧牲人數最少、最為輕易取得成功的民族主義革命，雖然結束了二千年帝制，但取而代之的卻是一個極端缺乏組織力與執(zhí)行力的仿效西方的議會民主制的弱勢政權，民國中央政府連地方的稅款都收不上來，弱到這個國家的公務員的薪水都發(fā)不出的地步，更無法開展現代化運動。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南方國民黨針對北方政敵袁世凱而因人設法的“臨時約法”制度設計的不合理，內閣制無法合理運行，又引發(fā)各派之間嚴重的分歧與紛爭，內閣危機與黨爭、政潮不斷，從此，20世紀前半期的中國陷入了弱國家的陷阱難以自拔。

軍閥混戰(zhàn)，20世紀前半期的中國陷入了弱國家的陷阱難以自拔。

袁世凱在1914年作為軍事強人來收拾殘局。這位軍事強人在平定局勢以后，致力于發(fā)展實業(yè)，引入外國教育，公布商法，開始幾年似乎風調雨順，經濟發(fā)展也甚為可觀，中國似乎進入了一種威權體制下的現代化路徑。然而，作為北洋系軍人結合成的朋黨型政權，袁世凱威權政治素質低下，無法實現全國統(tǒng)一。且好景不長，日本咄咄逼人地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此后不久，袁世凱居然異想天開地搞帝制運動，迅速失去了統(tǒng)治合法性，被迫退位之后因病逝世，不久內戰(zhàn)爆發(fā)，中國從此就陷入了兵荒馬亂的北洋軍閥時期。各派軍政勢力從1917年打到1928年，南北軍閥勢力多次嘗試走袁世凱式的強人政治之路，都以失敗告終，中國南北分裂，南方與北方各省內部也分裂，全國陷入了碎片化狀態(tài)。

到了1928年以后，國民黨終于統(tǒng)一了中國，開始了十年的建設，從1928年到1937年，歷史上稱之為國民黨的“黃金十年”。然而1931年出現“九一八”事變，日本占領東北全境。幾年以后，1937年又是“盧溝橋事變”，中國不得不在國力不足、沒有做好最低限度戰(zhàn)爭準備的情況下，匆匆進入八年抗戰(zhàn)，與強大的敵人展開力量懸殊的戰(zhàn)爭。1944年，日本人的軍隊已經打到離重慶不遠的地方，退處云貴窮鄉(xiāng)僻壤的國民黨軍隊已經弱到難以動員兵力投入持續(xù)戰(zhàn)爭的地步。國民政府動員能力之滑坡，與這個政權現代化程度不足有關，到了戰(zhàn)爭后期，國民黨這個脆弱政權幾乎被中日戰(zhàn)爭拖垮了。

抗戰(zhàn)剛取得勝利，和平建國的可能性由于1946年國共談判破裂而消逝。

抗戰(zhàn)剛取得勝利，和平建國的可能性由于1946年國共談判破裂而消逝，中國進入國共內戰(zhàn)時期。到了1949年10月1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開創(chuàng)了中華民族現代化建設的新時代。然而，接下來是一打就是三年的朝鮮戰(zhàn)爭。朝鮮戰(zhàn)爭結束，冷戰(zhàn)時代又開始了。雖然建國后我們在實現工業(yè)化方面取得了相當的成就，為以后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但由于受到“窮過渡”與“超階段論”思想的影響，新民主主義的發(fā)展道路不得不放棄，1956年發(fā)展高級社，1957年搞“反右斗爭”，1958年搞“人民公社”與“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大躍進運動”，接下來是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大災荒，導致數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

1966經濟形勢剛有所恢復，就發(fā)生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這場民族大災難是眾所周知的，國民經濟陷入了崩潰的邊緣。在貴州有些地區(qū)，兩個強勞動力一天的工分值，還不如老母雞生的一個蛋值錢。最困難的地區(qū)，有些農村的成人衣不蔽體。泱泱文明古國在鴉片戰(zhàn)爭140年后，中國國民生活水平只相當于非洲最落后的國家的水平。這是中國國運艱難曲折的明證。

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按照鄧小平的提議，會議做出了改革開放的決定。中國歷史從此迎來了新的起點。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要求激進改革和反對改革的兩種聲音都出現了。有人要求全盤西化，有人則聲稱“多一分外資企業(yè)，就多一分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講話中再次強調要堅持改革開放，特別強調“十三大報告一字不改”，提出了“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鄧小平通過撥亂反正，超越左右兩極勢力，奠定了中國特色的新權威主義基礎。此后，即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的20年，就是中國在新權威主義體制下大展宏圖的20年。

江朱體制的十年，沿著小平路線繼續(xù)前進，中國政府成功地實現了經濟轉型。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的十多年里，執(zhí)政黨做成了三件大事情：分稅制、國營企業(yè)轉制、加入WTO，讓中國經濟煥發(fā)出空前活力。胡溫治國的十年，即2002年到2012年，中國經濟總量在全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二位。中國經濟真正進入發(fā)展的快車道。

二、中國新權威主義發(fā)展模式的形成

中國改革開放以后的體制是“共產黨領導”加“市場經濟”兩個因素相結合，就是鄧小平所說的兩點論：“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

從發(fā)展政治學的角度來說，一個非西方的后發(fā)展國家的體制，只要堅持這個“兩點論”，在邏輯上與實踐中就自然而然地展示為一種新權威主義（New authoritarianism）的現代化路徑。共產黨領導加市場經濟的中國模式，實際上就起到后發(fā)展國家中的新權威主義。它是從鴉片戰(zhàn)爭以來的140多年中，數代中國人集體經驗的結晶，經過了多次政治選擇。

清王朝的開明專制失敗后，以孫中山、宋教仁為代表的議會制由于權力分散，與現代化初期所要求的權力集中南轅北轍。政權移位到了軍事強人袁世凱身上。袁世凱本人的權力欲與低素質注定這一政權終將陷入權力私人化、朋黨政治與“蘇丹化”。到了1928年，國民黨北伐成功，蔣介石建立起黨國一體的權威政治，可以說這又是一次新權威主義的歷史選擇，國民黨的“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威權體制，從組織聚合力、意識形態(tài)聚合力、政黨動員力與政府執(zhí)行能力上，比袁世凱松弛的軍事強人體制要強一些。但是，連年的戰(zhàn)爭將這個政府拖垮了?？谷諔?zhàn)爭勝利時，這個政權氣息奄奄，在抗戰(zhàn)后期已經無法控制其自身的腐敗，最終失去人心，在全國內戰(zhàn)中失去政權。

1949年，中共建政。經歷過長期革命斗爭的磨煉，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形態(tài)與內部聚合力達到百年來前所未有的地步，如果它尊重文化與社會經濟多元，拒絕政治浪漫主義的誘惑，一步一個腳印地發(fā)展經濟，無疑會形成一種令世界各國羨慕的新權威主義發(fā)展模式，中國就有可能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走上現代化的坦途。但是，左的思想干擾與左的信仰力膨脹，使中國失去了通過新權威主義邁向現代化的大好時機。直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一種尊重多元又具有強大社會整合能力的新權威主義體制，才得以在中國逐漸形成。

中國大轉型的契機，首先是經歷了文化大革命極左災難之后，常識理性在中國人心中普遍覺醒。歷史的鐘擺效應使新的價值趨勢出現了——發(fā)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為此而務實地反思文革的災難，尋找新的道路——凝成了一種新的以務實的常識理性為基礎的社會共識。

一種尊重多元又具有強大社會整合能力的新權威主義體制在中國逐漸形成。

在這一過程中，鄧小平這樣的飽經風霜的元老派重新回到了政治中心，并成了改革家。他從長期束縛人們的教條信仰中超越了出來，并深深感到，中國再也不能置身于整個世界潮流之外。鄧小平的常識理性讓他擺脫了意識形態(tài)教條的束縛。他認為凡是有利于發(fā)展生產力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拿來用。對文化大革命中“大民主”的深刻記憶，又令他十分警惕重蹈街頭民粹政治的覆轍，意識到在中國當時的條件下，仿效實行西式民主，必將影響政治穩(wěn)定，并最終因街頭廣場運動的無序化而導致改革失敗。這就是他必然選擇“四項基本原則”與改革開放大方向相結合的根本原因。

鄧小平改革始終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理論來防止左或右的教條信仰來干擾改革的大方向。他提出“摸著石頭過河”，實際上就是用經驗與試錯的方式來應對復雜環(huán)境以及來自左和右兩方面的政治挑戰(zhàn)，激進的自由派和保守的左派整體上被邊緣化，新權威主義發(fā)展模式就此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