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加速經濟結構升級是推進經濟大國崛起的必然途徑。所謂一些后進國家的“中等收入焦慮”、“中等收入陷阱”，其實就是經濟結構升級停滯問題。一旦結構升級停滯，依附在產業(yè)鏈條上的收入也就停滯。因而必須采取各種手段來打破這種“結構升級陷阱”。

【關鍵詞】中國   經濟崛起   結構調整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中國正在作為世界大國而崛起，對此必然會引來不同的眼光。有的人會以欣喜的眼光注視，希望崛起之路走好；有的人會以狐疑的眼光審視，認為這不過是曇花一現的老故事；有的人則以敵意的目光警覺，企圖以各種理由或方式來遲滯這種崛起。無論如何，中國的大國崛起之路已經走了很長，現在終于能夠看到了曙光。那么，在剩下不多的最后一公里，中國經濟的崛起還會面臨哪些不測風險？眼下議論最多是企業(yè)和政府債務杠桿過高等金融問題。其實，就長期觀察而言，金融風險始終不是中國經濟最致命的問題。從現在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周年（2049年）計算，離中國完成大國夢想還有33年。在這三十幾年中，如果中國經濟順利崛起，未來需要避免的是陷入四種狀態(tài)：經濟結構升級陷入停滯，經濟改革陷入膠著，國際合作空間陷入對峙，國民經濟陷入軍備競賽。

防止經濟結構升級陷入停滯狀態(tài)

停滯這個詞是沒人認可的，也不會贊成，但是實際上卻有可能發(fā)生。原因在于：

其一，后發(fā)國家的經濟優(yōu)勢之一在于可以節(jié)省發(fā)展成本，但是越往后面發(fā)展成本優(yōu)勢越來越弱，升級難度也越來越大。在崛起初始狀態(tài)，因為生產技術大量從發(fā)達國家引進復制，生產流水線全套引進，因而發(fā)展成本大大節(jié)省，經濟規(guī)模迅速擴大?？墒前l(fā)達國家為維護自身競爭優(yōu)勢不會把最先進的技術轉讓出去，因而當后進國家把復制引進技術利用到極致之時，一切就停滯下來了，后進國繼續(xù)處于國際分工的中低端地位。如果后發(fā)國家要求進一步發(fā)展，需另辟蹊徑。

其二，結構升級必然帶來利益沖突，且沖突會越來越大。在經濟崛起之初隨著產業(yè)發(fā)展以及產業(yè)鏈的形成，產業(yè)價值鏈以及附著在產業(yè)價值鏈上的利益集團開始形成。但是當新的產業(yè)產生、發(fā)展并形成新的產業(yè)鏈時，原來的產業(yè)價值鏈會遭到損毀和沖擊，既有的利益集團將會抱團反擊。這幾乎是所有的發(fā)達國家在經濟結構升級進程中出現過的景象。如果說誰的聲音大誰的利益就獲得更多照顧的話，那么一般說來傳統產業(yè)人多勢眾必然會得到更多的同情與支持。這樣的結果直接遲滯了經濟結構升級的步伐。

其三，經濟結構升級取決于多種外在于經濟的條件而不是經濟本身，而這些條件不是現成的。因此在沒有這些條件的具備之前，結構升級也就是說說而已。

加速經濟結構升級是推進經濟大國崛起的必然途徑。所謂一些后進國家的“中等收入焦慮”、“中等收入陷阱”，其實就是經濟結構升級停滯問題。一旦結構升級停滯，依附在產業(yè)鏈條上的收入也就停滯。因而必須采取各種手段來打破這種“結構升級陷阱”。歷史經驗表明，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美國，在20世紀50年代崛起為世界經濟強國，但是以制造業(yè)為主的產業(yè)結構到了50年代末卻停滯下來，以至于蘇聯在太空登月計劃方面遠超美國。之后美國加大了對教育科技的投入，并將落后的制造業(yè)產能向亞太地區(qū)轉移，從而在70年代順利實現了工業(yè)經濟向服務經濟的結構升級。但是到80年代，美國經濟結構又因信息技術飛速發(fā)展而遭遇挑戰(zhàn)。為此美國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建設戰(zhàn)略，再一次提升結構轉換，在90年代實現了戰(zhàn)后第二次經濟增長。進入21世紀，美國經濟因為金融服務業(yè)發(fā)展失控導致金融危機爆發(fā)而陷入困境，危機之后重振制造業(yè)作為經濟結構升級的主旋律。從國內生產總值規(guī)?？?，美國經濟在1950年就已經是世界第一，六十多年過去依然保持第一。在80年代初日本經濟曾經一度接近于這個位置，但是始終未能超越，原因就在于美國的經濟結構升級不固步自封，始終走在結構升級的前列。就此而言，中國經濟要順利崛起，必須始終把經濟結構升級作為目標，調動一切力量推動經濟結構升級。目前中國經濟結構升級處在關鍵轉換階段：大批傳統產業(yè)產能過剩，大批新興產業(yè)供不應求，卻還出現部分新興能源如風能過剩的怪現象。傳統產業(yè)需要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但是新興產業(yè)不能頂替?zhèn)鹘y產業(yè)退出的增長空間。長此以往，中國經濟崛起之路就可能會停滯下來，這是需要引起高度警覺的。

防止經濟改革陷入膠著狀態(tài)

過去中國經濟成功的秘密之一，就是不斷對妨礙社會生產力發(fā)展的各種規(guī)章制度除舊布新。現在幾乎沒有人反對改革，但是隨著疾風暴雨式的改革時代結束，中國進入到了精雕細琢式的改革階段。在這個階段，不再需要從根本上去懷疑和動搖中國經濟的制度根基，比如公有制為主多種所有制并存的企業(yè)制度，宏觀調控的國民經濟管理制度。因為這兩個根本制度已經是經過實踐檢驗、考驗的合理有效制度。但是這些制度還沒有達到理想完美的程度，還需要繼續(xù)細化完善這些制度。這表明，中國經濟制度改革已經進入了深水區(qū)，越改越難。因此既不能冒進也不能退縮，需要小心翼翼，精雕細琢，不能出現改革雷聲大雨點小和遇到困難就止步不前的情況。

推進制度改革需要一些機遇和條件。第一，需要中央頂層設計，以指導改革推進和控制改革節(jié)奏，防止地方亂改亂為。第二，需要基層實驗，一切改革方案都需經過試點，這是中國制度創(chuàng)新成功的重要經驗。第三，需要把握改革時機，順勢而為。如果方案合理但是推出時機不對，就是魯莽行事；反之，當制度弊端以矛盾沖突方式大白于天下時，不及時推出改革則是貽誤戰(zhàn)機。第四，需要始終把握住改革目的和判斷改革成功的標志。過去鄧小平講判斷改革成功的是“三個有利于”，現在習近平總書記講促進綜合實力提高和人民獲得感增強，這都是重要的評價改革標準。

防止國際經濟合作陷入對峙局面

改革開放之后，我們實行全方位開放政策，積極主動加入全球化進程，這為我國經濟發(fā)展贏得了巨大紅利。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但是隨著我國經濟的迅速崛起，也已經引起了其他經濟大國的警覺。中國沒有因為加入WTO而失去經濟競爭力，相反贏得了更強的經濟競爭力，以致美國開始高調宣示對我國這種強大經濟競爭力的防范與抵制。美國主導的TPP（跨太平洋戰(zhàn)略經濟伙伴協定）、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定），就是這種防范與抵制的具體行動。美國總統直截了當地說，不能讓中國書寫國際經貿規(guī)則。其意圖十分明顯，但也是第一經濟大國的正常反應。問題在于我們如何應對，是針鋒相對聯合幾個國家搞一個對立的區(qū)域經濟協議組織呢，還是參與其中并謀取自身利益最大化？

回顧歷史，我們今后還應當繼續(xù)推行全方位的國際經濟合作。對于明顯排斥中國加入的區(qū)域性經貿組織，不采取節(jié)節(jié)對抗的策略，而應采取以柔克剛的策略，可以接觸，可以談判加入，可以將直接有損我國核心經濟利益的條款列入敏感項目而例外處理，力爭在多數共識條款方面達成一致。我們應該有一種自信：中國的經濟實力增強是所有談判的籌碼和前提，一切制衡中國的區(qū)域性協議都難敵中國日益強大的經濟實力。因此，除了我方主動倡議的“一帶一路”建設國際經貿新關系新秩序之外，還應該對其他國家、其他國際性經貿構想和倡議給予積極響應。在國際經濟貿易領域不對峙、不對決、不樹敵，是崛起之路的積極態(tài)度。

防止國民經濟陷入被動軍事化

第一，一個新的大國崛起，必然會打破既有的大國格局，引發(fā)利益激烈沖突。在沒有經過調整和適應的國際秩序約束框架下，這種沖突會依照邏輯演化把國民經濟推向軍事化，其結果可想而知。國民經濟軍事化是帝國主義時代的大國崛起邏輯，中國不奉行帝國主義，不會按照這個邏輯行事?？墒莿e的國家不這樣想，如果依照這個邏輯對付中國，這樣麻煩就來了。

第二，中國的大國崛起之路遇上了自上個世紀以來最大的世界經濟危機，眼下這場危機帶來的后果還在持續(xù)發(fā)酵之中。依據歷史經驗，大危機之后是大治理，但同時也是極端主義勢力崛起之機。為應對極端主義勢力崛起，各國都會較之以前強化國民經濟安全，國民經濟軍事化的可能性上升。

第三，中國大國崛起與蘇聯大國崛起有一個相同點，就是在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經濟制度方面都不同于西方主流社會。過去美蘇兩大陣營對峙將雙方都帶入了國民經濟軍事化。今天，勞動力資源被軍事行動占用的意義已經大大降低，但經濟資源被軍事行動占用依然是值得關注的。應當明確，國民經濟軍事化不是中國大國崛起的選項，但是如何避免外部勢力強加在中國身上的國民經濟軍事化卻是選項。

談起中國近四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歷程，人們總是提到中國抓住了人口紅利、改革紅利和全球化紅利。這三個紅利對中國的確是大禮包，但是不能忽略第四個紅利：和平紅利。自1979年以后中國再也沒有遇上過戰(zhàn)爭，這與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之前三十年打了五場戰(zhàn)爭形成對比。改革開放之后，中國主動調整了國家戰(zhàn)略，大規(guī)模裁軍，將國民經濟資源集中到建設和民生。在國民經濟基礎充分夯實之后，再適時加強國防建設，補軍事短板。這條先經濟后國防、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相協調之路是有效的。最近幾年來中國國防建設投入較大，但還是屬于補課性質。近期中國在東海和南海與周邊國家利益發(fā)生沖突，在“一帶一路”建設上還會遇到沖突，但是盡力用外交和平方式解決應是首選，軍事只是一種威懾和備選。兵者，兇器也，應避之。面對挑釁，能夠做到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這是大智慧，由此可以確保中國崛起任務的順利完成。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①鄭永年：《中國崛起：重估亞洲價值觀》，北京：東方出版社，2016年1月。

責編/張夏夢     美編/于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