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行為和價值觀有相對的一面，不同時空、不同群體也確實有不同的標準，但這并不是我們滑向道德相對主義的借口。從縱向看，人類道德發(fā)展有歷史性，但也有永遠值得人們尊重的道德價值，如“仁者愛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從橫向看，不同的民族、群體，在同一個時代，都有被大家認可的道德觀和價值觀，如不傷害他人的正當權益和社會公共利益是一個人的底線，而利益大眾則是全世界都尊重和提倡的行為。道德行為和價值觀的標準，并非是一個人的主觀臆斷，而是根源于人類的生存狀態(tài)，是人類生存處境的外在顯現(xiàn)，有著不以人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性。在具體的道德行為上，從消極的角度，我們需要堅守底線；但從積極的角度，我們倡導的是那些利于社會、產(chǎn)生良好社會導向的言行。有了這樣的理論認知，我們在看待一些具體的道德行為和價值判斷時，就有基本的尺度和標準。

如個人的生活方式問題。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處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之中，我們的言行在影響別人的時候，也都在受別人的影響。因此，任何一個人對這個社會都負有一定的責任。一個人怎么花錢過生活，既是一個人的自由，卻也體現(xiàn)了一個人的境界和社會責任感。邵逸夫先生，一生用一百多億給中國的教育做貢獻，有多少學生在享受邵逸夫先生帶來的方便？郭明義，一個普通的工人，生活并不富裕，卻幫助了多少需要幫助的孩子？邵逸夫、郭明義等人，把自己的錢用在服務社會、利益大眾上，顯然更值得我們提倡和尊重。只有人人都能不僅僅考慮自己，也能顧及到別人的利益和感受，這個社會才能減少不必要的人際沖突，促進社會的和諧。

再如，在如何看待愛國主義教育的問題上，一些人認為：談愛國和我有什么關系？我過好自己的生活最現(xiàn)實。至于其他人愛國與不愛國，那是個人的自由，我們沒有資格作出評價，實際上并非如此。每一個人都以國家的公民作為生存方式，國家的實力、文明狀態(tài)，與個人的福祉有密切的關系。我們中國有一個成語，國泰民安，只有國家好、民族好，個人才好。如果國家積貧積弱，橫遭凌辱，毫無尊嚴，一個人的尊嚴和幸福又在哪里？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三千多萬同胞失去生命，大半個國土淪喪，國民惶惶不可終日，哪有什么幸福可言？所以中國還有一句古話，“覆巢之下，豈有完卵”，中國就是我們13億多人的共同家園，如果國家出了問題，人民必然流離失所，背井離鄉(xiāng)。因此，愛護我們共同賴以生存的家園，是每一個公民不可推卸的責任。從某種意義上，愛國也是愛自己，是護養(yǎng)我們每一個人生存的家園。即便是移民國外，如果自己的國家被人看不起，在別人眼里，也不過是“劣等公民”罷了。因此，那種“愛不愛國是個人的事”的觀點，不僅理論上站不住腳，而且現(xiàn)實中也有很大的危害。在推進民族復興偉大事業(yè)的今天，我們必須大力弘揚愛國主義。當然我們國家還有這樣那樣的問題，這更是我們愛國和建設國家的理由，怨怒、指責、逃避都不會解決任何問題，對國家建設中存在的問題，我們提倡建設性的批評，多提建設性的意見，人人盡心，國家才有希望。

總之，在德行和價值觀的問題上，我們要從人類生存狀態(tài)出發(fā)，自覺奉行與生存狀態(tài)相一致的道德觀和價值觀。在不傷害他人的正當權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使我們既有社會成員必須做到的底線，同時更要高揚服務社會、利益大眾的道德觀和價值觀，這對凈化社會風氣，對凝聚民族的向心力、提升民族的綜合素養(yǎng)，對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都有重大意義。需要指出，正確道德觀和價值觀不是憑空養(yǎng)成，而在于文化的熏陶和長時間的沁潤。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我們的物質生活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我們的文脈和精神家園問題亟需引起我們的重視。只有自覺地從優(yōu)秀中華文化中吸收營養(yǎng)，才能涵養(yǎng)和培育中華民族的操守和高尚的精神追求。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倫理學研究所研究員）

責編/潘麗莉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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