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工智能正在深刻重塑全球輿論格局。當前全球輿論結構正從單一層次演變?yōu)?ldquo;熱點輿論—次生/衍生輿論—微觀輿論”多層交織的復雜體系。植根于政治、技術和社會的全球輿論呈現出明顯的圈層化傾向，后真相時代情緒傳播疊加圈層化，成為當前全球輿論演變的深層邏輯。全球輿論場已成為國家間話語權博弈的重要陣地。面對“全球一張網”的挑戰(zhàn)，中國需通過主動設置議程、提升國際傳播能力、加強內外聯動，以及未雨綢繆布局新興技術，從容應對外部輿論挑戰(zhàn)。

【關鍵詞】全球輿論 圈層化 情緒極化 輿論多元 內外聯動 【中圖分類號】D602 【文獻標識碼】A

當前國際政治格局多極化趨勢的增強與民族主義的強化相輔相成，國際力量對比的動態(tài)變化使得不同國家和群體在利益訴求、價值觀傳播等方面的碰撞加劇，進而導致輿論沖突不斷強化，深刻改變全球輿論格局。與此同時，AI技術正在潛移默化地深度嵌入全球傳播結構與輿論演進的全過程，新一輪數字鴻溝增加國際輿論格局復雜性。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動與媒介技術的革新疊加，塑造著全球輿論格局的演變。

多元化和多層次：全球輿論格局的結構性變化

世界多極化的深入發(fā)展改變了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傳播格局，新興力量出于對全球輿論議程設置的自主權訴求，正積極尋求國際話語權資源的重新分配。

多極化傳播生態(tài)的形成。多極化傳播生態(tài)的主要表現是全球傳播權力中心多元化，傳統由西方主導的全球傳播生態(tài)正在被多極化趨勢所取代。首先，西方長期構建的“核心-邊緣”傳播路徑與傳播權力結構受到挑戰(zhàn)。如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倡導全人類共同價值，在全球范圍內得到廣泛認可，為國際社會提供了全新的合作思路與價值導向。其次，區(qū)域性輿論中心正在崛起。區(qū)域性大國在本區(qū)域內的話語權逐漸提升，其倡導的理念、政策等能夠在區(qū)域輿論場中引發(fā)廣泛的討論與傳播，進而帶動整個區(qū)域輿論走向的形成。以東南亞為例，隨著東盟國家在區(qū)域合作、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的深入推進，印尼等區(qū)域性大國在其中發(fā)揮著關鍵引導作用，進一步提升了區(qū)域性輿論的曝光度和影響力。

國際國內輿論多層次轉化的蝴蝶效應明顯。全球化過程中全球-本地輿論轉換和互動不斷增強。一方面，本地性議題因與本地社群的切身利益緊密關聯，故而能夠激發(fā)各方的參與熱情，得以在極短的時間跨度內突破地域限制，實現廣泛且快速的傳播，使本地議題由區(qū)域內的焦點話題逐步演變?yōu)榫哂腥蛴绊懥Φ妮浾摕狳c；另一方面，全球議題常以本地化方式進入公眾視野。本地化的敘事方式可以強化公眾情感共鳴，同時，全球性議題往往吸引國際組織、跨國媒體或公眾意見領袖的關注，這種外部的聚焦能夠放大本地公眾對相關問題的參與熱情，產生輿論放大的連鎖效應，激發(fā)普通民眾參與。

全球輿論的關注為本地議題帶來更多資源和解決方案。國內或地方一個小事件通過社交媒體和國際新聞渠道迅速擴散到全球，形成“小事件觸發(fā)大輿論”的跨境擴散。蝴蝶效應描述的是微小的初始事件如何通過復雜的互動和反饋機制，對整個系統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當前國際輿論影響國內輿論、地方輿論的速度加快，借助社交媒體迅速到達地球村的任何一個角落，很容易形成蝴蝶效應。例如，國內事件通過國際傳播發(fā)酵后，反向刺激國內輿論，國際批評可能激化國內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當一個本地議題引發(fā)全球關注時，不同國家、文化背景和利益群體的觀點相互碰撞。這些不同主體的觀點和訴求交織在一起，使得輿論不再局限于簡單的支持或反對，而是形成了多個層次。因此，當前全球輿論結構正從單一層次演變?yōu)?ldquo;熱點輿論—次生/衍生輿論—微觀輿論”多層交織的復雜體系。

國際微觀輿論的興起。微觀輿論場域與微觀化的輿論傳播主體相輔相成。在“微內容”和“微輿論”興起的背景下，國際輿論也經歷了微觀化轉型，社交媒體影響力的顯著加深及其群組化趨勢是這一轉變的關鍵驅動力。

首先，小范圍的微觀輿論日益成為國際輿論的主流。例如，私密群聊中的討論、特定興趣圈層都構成了微觀輿論的重要來源，它們因趣緣而聚集，催生了強烈的社區(qū)歸屬感。任意微觀的議題和利益訴求基于關系賦權都可能聯合起一個小的團體、社群或者圈層，讓國際輿論呈現出微觀化的趨勢。

其次，微觀輿論場域是個體在日常生活場域中基于自身生活經驗與認知架構所構建的小型輿論空間。這些微觀輿論場域雖然分散且規(guī)模小，但其借助數量龐大且與其他輿論場域存在多維關聯與互動，為整個輿論生態(tài)的多元交織提供了多元化的視角，從微觀層面豐富并推動了輿論結構從單一向多層復雜體系的演變進程。

最后，國際微輿論也越來越匯聚成“巨影響”。局部事件在特定圈層內被放大，形成小事件的大傳播。微觀輿論從小圈層內部，借助社交媒體的裂變式傳播，能迅速突破圈層界限進入公眾視野，演變?yōu)橹髁髯h題。某些小眾議題通過社交網絡中的分享、轉發(fā)，可能快速吸引國際媒體關注，進而引發(fā)全球討論，使特定社群的微觀輿論上升為國際社會共同關注的輿論話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國際傳播中輿論生成與擴散的路徑與模式。

AI驅動國際輿論生產和傳播的智能化?；贏I技術的自動化、智能化輿論生成推動了全球輿論的碎片化，也加速虛假信息的擴散危機，主要表現在如下方面。

第一，AI生成內容大規(guī)模參與輿論生產，有利于促進全球輿論暢通。AI技術支持的自動翻譯工具（如Google Translate、DeepL）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語言障礙，促進輿論流通。算法驅動使輿論形成的速度更快、影響更廣，進一步強化交互體驗，促進精準傳播。全球輿論“半衰期”縮短，熱點事件迅速更迭，國際輿論呈現碎片化特征。

第二，AI技術加速國際輿論的虛假信息形成，并帶來信任危機。AI生成的虛假信息在語言表達、邏輯結構等方面越來越接近真實內容，愈加難以辨別，并且AI驅動的深度偽造（Deepfake）技術可快速制作虛假視頻、音頻，從而擾亂全球輿論場。國際事件中的虛假信息可能被惡意擴散，放大矛盾與誤解，影響國際社會的互信機制。西方國家借助在AI技術上的先發(fā)優(yōu)勢與其他國家拉開差距，形成“數字霸權”，不斷輸出西方價值觀和敘事框架，對非西方國家正面信息的“降權”和負面信息的“推送優(yōu)化”，使非西方國家的語言和文化信息被邊緣化，繼而形成“輿論孤島”，進一步加深了國際傳播中的“技術鴻溝”，導致信息傳播結構失衡。

第三，AI技術疊加視覺化強化了短視頻化為主的國際輿論傳播形式。短視頻因其直觀、簡潔、易傳播的特性，縮短了復雜信息的傳遞時間，使國際輿論擴散更快速。視覺化表達進一步超越語言障礙，使國際輿論更易滲透到不同語言文化背景中。視頻化雖使信息易于傳播，但也可能由此導致輿論碎片化和偏見化。虛擬現實（VR）與增強現實（AR）技術會增強信息逼真度，導致其情緒化和煽動性。同時，由短視頻平臺主導輿論表達的視覺化趨勢，算法推薦機制和短視頻內容裂變式傳播加速了熱點議題的全球傳播。

情感極化和圈層化：全球輿論格局演化的底層邏輯

植根于政治、技術和社會的全球輿論呈現出明顯的圈層化傾向，后真相時代情緒傳播疊加圈層化，成為當前全球輿論演變的深層邏輯。

國際輿論情感極化。AI技術革命和社會交往的圈層化改變了全球輿論的表達方式和邏輯。

第一，圈層賦權和算法推薦相互促進，強化全球輿論的情感表達。圈層內部的互動和共鳴會放大情感表達，算法則會不斷推送與用戶既有情感傾向和觀點相符的國際新聞、評論等內容，加劇信息過濾與認知偏見，帶來國際輿論偏差、隔閡，增強國際輿論中的情感表達傾向。

第二，圈層賦權和算法推薦結合，提升全球輿論的極化趨勢。算法推薦機制導致用戶被包裹在同質化信息的繭房之中，比如，傾向于某一國際政治立場的用戶，會持續(xù)接收到支持該立場的信息、與持有相似觀點的社群圈層展開互動，從而強化既有思維框架，固化認知偏見，導致國際輿論中極化現象。

第三，圈層化強化情感極化，情感極化促進圈層間分化對抗，形成社交媒體上的國際輿論陣營對抗。情感極化成為維護圈層內部身份認同的有效策略。以巴以沖突中的立場分裂與情緒激化為例，支持巴勒斯坦的圈層成員在不斷分享巴方在軍事沖突中平民傷亡、領土被占等信息的過程中，逐漸被對巴勒斯坦的同情以及對以色列的憤怒等強烈情感所主導；而支持以色列的圈層則更多強調以色列的自衛(wèi)權、面臨的安全威脅等，進而滋生出對巴勒斯坦武裝組織的不滿與怨恨。這種情感極化使雙方難以理性看待對方的立場與訴求，兩個陣營的成員開始互相試圖用更激進的言論來維護自己所在圈層的立場與情感基調，原本復雜多樣的國際輿論被簡化為兩個對立陣營，圈層間的分化對抗逐漸演變成一種社交媒體上的陣營對抗。

第四，基于算法的圈層化效應潛移默化地持續(xù)嵌入到日常的全球輿論表達中。少數國際意見領袖左右引領國際輿論發(fā)展方向，塑造并強化了特定的輿論氛圍，削弱了對多元觀點的包容性，降低了參與公共討論的積極性。而大多數普通網民基本不發(fā)聲或少發(fā)聲，形成少數意見領袖和“沉默的大多數”并存的局面，網絡輿論空間逐漸被少數意見領袖所占據，普通網民的聲音被邊緣化，兩者間的數字輿論鴻溝逐步加大。

國際輿論的中介性偏差。由于地理空間距離，民眾的他國認知多依賴于媒介報道或意見領袖等間接渠道，由于文化制度差異、語言隔閡和刻板印象，這種建立在間接渠道為主的他國認知與實際情況有差異，加上人們對他國固有的刻板印象，更容易形成國際認知和輿論的感知偏差。

選擇性信息接觸和敵意媒體認知進一步強化了不同群體間的對立，使全球輿論場呈現出“我們-他們”的二元格局。根據認知不協調理論，人們習慣性選擇接收那些與既有認知一致的信息。確認偏差與歸因偏差的疊加，導致公眾對其他國家和文化的理解愈發(fā)單一化與負面化。由確認偏差和歸因偏差產生的選擇性暴露、選擇性記憶，造成人們對國際輿論現象認知框架和解釋方式的偏差，使得人們在輿論場表現得更加偏頗。

風險社會強化了國際輿論的不確定性和負面認知。風險社會增加輿論事件發(fā)生的潛在危機和頻率。當前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冠疫情影響深遠，全球性問題加劇，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易被忽視的“灰犀牛”風險和難以預測的“黑天鵝”風險都可能引發(fā)全球輿論劇烈波動，還可能導致全球輿論格局的系統性風險，引發(fā)全球范圍內的連鎖反應。全球輿論中的“不確定性感知”增強，風險事件頻發(fā)導致公眾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加劇，全球輿論中的“末世情緒”“對立情緒”頻繁出現，進一步強化公眾對某些國家或群體的負面認知。

主體和平臺多樣化發(fā)展并促成平臺壁壘。全球輿論傳播主體和平臺多元化，這種多元化一方面體現在受技術、資本等因素的影響既有平臺的演變上，如Twitter在被馬斯克收購后，通過整合資源，升級AI技術架構，重塑商業(yè)模式，它不再僅僅局限于傳統社交網絡的定位，而是朝著集多種功能于一體的綜合性信息交流平臺轉變，使得不同行業(yè)、不同訴求的群體都能在新的X平臺上發(fā)聲，成為全球輿論的新參與者，極大豐富了輿論傳播主體的構成。X的這種轉變也刺激了其他社交平臺或新興網絡平臺的創(chuàng)新與競爭，更多小眾化、垂直化、特色化的社交平臺應運而生，它們分別聚焦特定地域、特定文化群體、特定興趣愛好等，吸引著不同的國際受眾群體，使國際受眾可選擇的表達觀點的平臺日益多樣，有力地彰顯了全球輿論傳播主體和平臺的多元化態(tài)勢。現在越來越多的國際受眾也在使用其他多元社交平臺表達觀點。另一方面，各種新興平臺不斷涌現，如Tiktok作為不同于西方價值理念和審查方式的平臺正在崛起，還有政府、企業(yè)和媒體紛紛使用社交平臺甚至自己創(chuàng)立媒體發(fā)聲。

其次，技術隔離形成“平臺壁壘”。中國以百度、騰訊、阿里、字節(jié)跳動為代表的互聯網平臺在全球范圍內擁有龐大的用戶基礎和影響力，與西方以谷歌、微軟、蘋果為代表的互聯網巨頭形成了獨特的競爭格局，東西方差異和平臺分割造成分裂和共識向兩個相反的方向并行發(fā)展。平臺分割阻礙了不同平臺及其用戶間的交流互動，使公眾更多從本地文化和立場出發(fā)解讀國際事件，形成區(qū)域內部的一致和不同區(qū)域的對立。這種平臺壁壘也表現在基于身份認同的平臺用戶聚集上，2025年初Tiktok難民大量涌入小紅書即反映這一趨勢。面臨TikTok“不賣就禁”的威脅，尋找替代品的TikTok美國用戶開始下載小紅書，小紅書和字節(jié)跳動旗下的照片分享應用Lemon8登頂美國應用商店排行榜，而美國本土的社交媒體平臺極少吃到TikTok用戶搬家的紅利。TikTok在美的大量年輕用戶對其內容、社區(qū)氛圍和使用習慣形成了情感依賴，小紅書的用戶、內容以及社區(qū)生態(tài)等讓TikTok用戶找到熟悉的身份認同。美國“TikTok難民”在小紅書上與中國網友展開了友好交流，反映出社交平臺在全球輿論演變中強化用戶黏性、身份認同和調解地緣政治的作用。

以“全國一盤棋”應對“全球一張網”

全球輿論場已成為國家間話語權博弈的重要陣地。面對“全球一張網”的挑戰(zhàn)，中國需通過主動設置議程、提升國際傳播能力、加強內外聯動，以及未雨綢繆布局新興技術，從容應對外部輿論挑戰(zhàn)。

第一，增強直面應對的主動性，逐步改變中國被塑造的輿論被動局面。我國已初步扭轉了西方媒體全面主導全球輿論的局面，但由于歷史和現實的雙重原因，中國對外傳播仍存“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傳開叫不響”的問題，設置全球輿論議程的意識和能力有待增強，應主動設置國際議程。面對全球性挑戰(zhàn)，積極提出中國方案，展現中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在重大國際議題上，主動發(fā)聲，搶占輿論先機，引導全球輿論走向。同時，增加英語新聞供給，如政府網站、高校網站可增設英文版。此外，通過多種渠道傳播英文新聞，包括傳統媒體、社交媒體、視頻網站等，采用符合西方讀者閱讀習慣的本土化表達方式，提供高質量、有深度、有價值的英文新聞內容。

第二，在全球輿論場中可借鑒西方的傳播策略回應西方敘事。中國在應對涉華國際輿論中應掌握西方媒體的表達方式和邏輯，可借鑒西方的語言和價值觀來闡述中國的故事?；貞鞣捷浾摃r，要注重理解西方受眾的訴求點和價值觀，站在西方受眾的角度思考問題，提升傳播效果。面臨美西方對華“輿論圍攻”，不僅要見招拆招，妥善處置，更要針對其訴求點，主動出擊。此外，建議充分考慮輿論戰(zhàn)、信息戰(zhàn)的困難程度和全球輿論環(huán)境的復雜多變的特性，針對不實信息建立新聞核查，需要不斷更新核查方法，根據形勢的變化調整核查策略。

第三，內外聯動，擴大內外互動的效率。內外聯動旨在團結國內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暢通中外溝通對話渠道，打造涉華全球輿論引導的“統一戰(zhàn)線”，共同應對西方輿論的挑戰(zhàn)。打好內外聯動的“組合拳”，要完善制度規(guī)劃的頂層設計，提升中國作為重要的區(qū)域性輿論中心的正面?zhèn)鞑?，講好中國故事，回應國際關切，塑造積極的國家形象。如2023年以來中國過境免簽政策帶來入境外國旅客迅速增長，并在社交媒體上形成“中國游”的積極輿論。

第四，提前布局人工智能生成內容（AIGC）語料庫訓練。加強社交機器人賬號的建立以此提高計算宣傳的效率和針對性，建立涵蓋多種語言、多個領域的語料庫，以確保生成的文本內容更加準確、豐富，能夠更好地應對不同場景的輿論引導。還可應用AI檢測技術，投入資源研發(fā)人工智能生成內容（AIGC）生成虛假信息的檢測技術，如新華社發(fā)布的“新華較真”智能安全引擎，利用深度學習技術對文本、圖片、音視頻等全內容進行智能識別、審核，及時防范虛假信息的傳播，做到“用AI打敗AI，以技術制衡技術”。

（作者為北京交通大學語言與傳播學院教授；北京交通大學語言與傳播學院研究生魏相吉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本文系2024年度中央高?；究蒲袠I(yè)務費人文社會科學專項基金重大培育項目：“中國國際形象的網絡塑造與對外話語體系構建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楊洸、鄒艷雪：《數字媒體與情感極化：表征、成因與對策》，《新聞界》，2023年第9期。

②余紅、李婳婳：《敵意媒體效應的溯源、沿革和本土化》，《新聞界》，2018年第7期。

③胡正榮、郭海威：《著力加快構建更有效力的國際傳播體系》，《對外傳播》，2024年第9期。

責編/李一丹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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