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詠懷詩》在文學史上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和藝術成就，從晉宋之交的顏延之開始，一直到清代，都有評論者結合自己所處的時代背景或個人目的，來對阮籍《詠懷詩》進行評論或注解。結合這些評論者所處的時代背景、注解目的與闡釋方式，這些闡釋大致分為以下三種類型：

第一類，謹慎的“難以情測”。晉宋之交的顏延之是最早對《詠懷詩》作注的人，其注有云：“阮籍在晉文代，常慮禍患，故發(fā)此詠耳。”“嗣宗身仕亂朝，?？诸局r遇禍，因茲發(fā)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顏延之注解《詠懷詩》是配合著阮籍當時所身處的動蕩社會和險惡政局，指出《詠懷詩》的意旨過于隱晦曲折，令人難以捉摸，而總的表現出“憂生之嗟”和“志在刺譏”的思想內容。在顏延之的手上，“憂生之嗟”和“志在刺譏”就構成了《詠懷詩》的兩個基本旋律。在接受學意義上來說，顏延之是阮籍《詠懷詩》的“第一讀者”，他這個“第一讀者”的接受態(tài)度對阮籍詩歌的整個接受研究有重要意義，并就此確定了阮籍《詠懷詩》在后世評論中的大體框架和基本思路。

梁代鐘嶸《詩品》首先就將阮籍列入僅有的十二家“上品”詩人之中，并評論道：“其源出于《小雅》，雖無雕蟲之功，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fā)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于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在鐘嶸看來，阮籍詩歌不僅就其形式而言，表現為語言清新自然而無明顯的雕琢痕跡，而且肯定了《詠懷詩》具有陶冶性情、啟發(fā)思考的藝術效果，評價其風格為寄托深遠、寓意難求的含蓄特征。同時期的劉勰，在其《文心雕龍》中也對阮籍詩歌作出精當評論：“阮籍使氣以命詩”“阮旨遙深”。在劉勰看來，阮籍詩歌首先是凝情之作，詩人創(chuàng)作詩歌時表現出來的主觀感情是激蕩奔放的，并且思維敏捷，善于把握時代跳動的脈搏，將自己對于現實的感受訴諸筆端，因而詩歌也就具有強烈的感情色彩。“阮旨遙深”是劉勰緊承顏延之“文多隱避”評論而來，進一步強調阮籍詩歌具有含蓄深沉的風格特征。

一直到唐代注《文選》的李善，也是采取謹慎的推測態(tài)度。其注解《詠懷詩》時云：“此獨取十七首詠懷者，謂人情懷。籍于魏末晉文之代，常慮禍患及己，故有此詩。多刺時人無故舊之情，逐勢利而已。觀其體趣，實為幽深，非夫作者，不能探測之。”從中可以看到，李善結合阮籍所身處的特殊時代背景和險惡政治局勢，試圖探求阮籍創(chuàng)作詩歌的主要意圖，并強調《詠懷詩》為“刺世”之作，這對于探討阮籍《詠懷詩》的詩歌內容和思想意義，都是非常重要而可貴的做法。而且在李善看來，阮籍《詠懷詩》的詩歌風格也是幽遠高深的含蓄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從顏延之、鐘嶸、劉勰直到李善，他們是與阮籍生活時代較近的評論家，對待阮籍《詠懷詩》都采取著謹慎態(tài)度，大多強調總體印象為“憂生之嗟”“難以情測”等，并沒有按詩歌中的某首某句去具體扣合歷史人物與時事。究其原因，除了歷史上的阮籍本身就具有非常復雜的思想性格、令人難以理解的一些行為，還有當時的文學傳播途徑和傳播方式過于簡單，所以只能謹慎地作出簡要含蓄的總體評價。

第二類，主觀的“比附時事”。后來就出現了一些結合阮籍當時的政治與時代背景，去推測其詩歌創(chuàng)作意圖與具體含義的做法。首先進行這種探索的是唐代注《文選》的“五臣”：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段倪x》“五臣注”以探討義理相標榜，不同于李善注的煩瑣引證，把注釋的重點放在揭示作者的“述作之由”上，不主一字一句之探討，只試圖去揭示作者的創(chuàng)作動機。他們在《詠懷詩》的注里都提到阮籍是在“刺司馬文王”。如《詠懷詩》其一“夜中不能寐”，這首詩的主要內容就是詩人借對夜半自然環(huán)境的所見所聞，來抒發(fā)自己孤獨哀傷的情懷。這本是一首借寫景而抒懷的詩歌作品，但因其為八十二首《詠懷詩》的開篇之作，故往往在解說時易被人穿鑿附會，一一求其比興所指，如呂延濟認為“‘夜中’，喻昏亂；‘不能寐’，言憂也；‘彈琴’，欲以自慰其心。”呂向則認為“‘孤鴻’，喻賢臣孤獨在外；‘號’，痛聲也；‘翔鳥’，鷙鳥，好回飛，以比權臣在近，謂晉文王也。”他們將詩中的字詞一一比附政治時事，在注解中加入自己的推測和政治用心，所以具有很強的主觀性與武斷。

元代劉履，清代何焯、蔣師淪等人，他們繼承了唐“五臣”這種主觀性注解詩歌的方式，靠著聯系政治時局來解讀許多本無政治用意和特別用心的詩歌，進行符合自己價值標準和判斷方式的注解，最終還是陷入了對詩歌原意的偏離和誤解之中。清人沈德潛就對這種方式表明了自己的見解：“阮公《詠懷》，反覆零亂，興寄無端。和愉哀怨，雜集于中，令讀者莫求歸趣，此其為阮公之詩也。必求時事以實之，則鑿矣。”這種出于個人用心或主觀目的去探討阮籍《詠懷詩》的做法，由于解釋之前就帶有一些注解者自己的定式思維，這種具體闡釋肯定會與真實情況發(fā)生偏離或誤解，以至于誤導后人的解讀。因此，對于這些闡釋應該認真對待，弄清其中原因，細心地加以辨別，這樣才能去正確理解他們的注解和評論。

第三類，極力地“推崇認同”。南宋嚴羽《滄浪詩話》曾評曰：“黃初之后，惟阮籍《詠懷》之作，極為高古，有建安風骨。”認為阮籍《詠懷詩》蘊含有非常深廣的社會內容和思想深度，同“極有風骨”的建安文學一樣，表現出高深古樸的藝術風格，具有非常高的藝術成就。這種極力推崇阮籍《詠懷詩》的認識，一直有所延續(xù)，如明代李夢陽稱“予觀魏詩，嗣宗冠焉。”清代宋長白認為：“建安七子之后，斷推阮公第一。”王夫之更譽之為“曠代絕作”。陳祚明也評論道：“阮公《詠懷》，神至之筆。觀其抒寫，直取自然，初非琢煉之勞，吐以匠心之感。”這些評論者都把阮籍的《詠懷詩》放在很高的藝術地位上，認為其具有非常高的審美價值和藝術成就。探究這些評論者出現這種極力推崇態(tài)度的歷史原因，主要是由于他們本身所處的時代背景，大體上都是處于漢人深受異族壓迫的緊張時局之中，包括深受北方政權欺壓的南宋，蒙古人統(tǒng)治的元代，以及滿人統(tǒng)治的清代，于是乎這些深受中國傳統(tǒng)文化浸染的文人們，在這種社會環(huán)境中所產生的壓抑感和時代緊迫感的影響下，造成個人內心充滿著某種深切憂慮和抑郁心緒，這種心理模式就與處在魏晉高壓政治環(huán)境之下的阮籍有了相通之處。在這種相通相似的心理情緒影響下，評論者的“期待視野”與闡釋態(tài)度就會站在欣賞和推崇的立場上，自然就對阮籍《詠懷詩》產生了極大的認同感，于是，這些評論者們對本來具有很高藝術成就的阮籍《詠懷詩》，表現出極力的“推崇認同”。

作者：董繼兵（湖北科技學院副教授）

《光明日報》（2024年10月14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