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職業(yè)稟賦，歷史學家能夠“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這種“由今入古”的特殊技藝，使他們能與前賢往哲同此涼熱，因此成為最會“追星”的一群人。不過，他們追星的方式卻別具一格。本文通過掇拾太史公司馬遷的“追星”往事，講述歷史學家如何在自己的追星之旅中完成偉大的文化創(chuàng)造，從而樹立起文化史上不朽的豐碑。

【關鍵詞】追星 淑世 司馬遷 歷史學家

【中圖分類號】K23 【文獻標識碼】A

翻開歷史，無論古今中外，對榜樣人物、模范人物的無尚崇敬、傾心仰慕和矢志追隨，幾乎是人類的共同文化行為。二千多年前的司馬遷，便用“高山仰止，景行景止。雖不能至，心向往之”來致敬孔子。短短十六個字，可謂道盡了他對孔子的無限敬仰以及矢志追隨的初心。他不僅尊稱孔子為“至圣”，還在早年壯游的過程中，“北涉汶、泗，講業(yè)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多年以后，他還能記起這次“追星之旅”的細節(jié)及感受：“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把他恨不得穿越時空、與孔子同此日月的情感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

對榜樣人物的崇敬、仰慕和追隨的文化行為發(fā)展演化到今天，由于生產(chǎn)生活方式和社會組織結構的變遷，以及由高科技助推而來的信息傳播的發(fā)達和交通的便捷，逐漸形成“追星”這一文化行為方式。

歷史學家是古代最會“追星”的一族

時移勢異，不同時代、不同社會、不同群體，乃至不同個人，對“星”的定義也不盡相同，“追”的方式更是千差萬別，所產(chǎn)生的社會文化結果也就各不相同。在前波后浪的追星隊伍中，歷史學家不僅是其中的積極“預流”者，還是最會追星、并在追星過程中自覺完成文化承傳與創(chuàng)造的一族。這與他們職業(yè)的特殊性有關。越是在古代，人們的生活空間、交往范圍、獲得信息的途徑、看待世界的視野，越是受到各種限制。一般社會大眾除了親屬、鄰里和朋友以及周遭的事物外，對外面世界往往知之甚少，與“星”結緣的機會也就非常有限。而歷史學家以研究人類過往為職業(yè)，憑借經(jīng)驗與技能，可穿越時空，與歷史上的各色人等進行“對話”，并發(fā)現(xiàn)那些堪稱自己和世人榜樣或模范的人物，狀寫他們的生平，歌頌他們的事功，表彰他們的道德文章，在精神上與他們同悲共喜。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將歷史學家的這種職業(yè)稟賦概括為“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正是由于有“神交萬古”和“窮覽千載”的技藝，使他們擁有“由今入古”的慧眼，能穿越時光，與前賢往哲同此涼熱。

此外，“述往事，思來者”的文化使命和責任擔當，又使得他們經(jīng)由“追星”的各種智性活動建立起一座座文化史上的豐碑。本文通過掇拾漢代史學家司馬遷的“追星”往事，可以看看他是如何“追星”、并在“追星之旅”中完成偉大的文化創(chuàng)造，從而成就其“中國歷史學之父”的美譽。

太史令司馬遷的“追星之旅”

司馬遷出身于史學世家，父親司馬談是漢武帝時的史官，當時叫“太史令”。太史令的職責范圍很廣，除了制定歷法、負責祭祀禮儀、保存政府文書檔案外，論載天下之史文，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項工作。漢武帝元豐元年（前110），朝廷在泰山舉行封禪大典，司馬談因病無法參加，遂郁郁而終。去世前，他拉著司馬遷的手說：“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絕于予乎？……今天子接千歲之統(tǒng)，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他還由家世說到史官的責任：“今漢興，海內(nèi)一統(tǒng)，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父親的臨終遺言向司馬遷傳遞著一個非常重要的使命：作為史官完成父親“所欲論著”的神圣職責，絕不能讓“天下之史文”廢滅。司馬遷告訴父親：“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

司馬遷做了太史令后，先是用幾年時間完成“太初歷”的修訂工作，之后便全神貫注于父親托付的事業(yè)——完成《史記》。然而此時，一場飛來橫禍把他拋入人生谷底。原來，就在他擔任太史令不久，漢武帝派貳師將軍李廣利率兵攻打匈奴，同時派名將李廣的孫子李陵作為殿軍。李陵求勝心切，多次主動請纓，重創(chuàng)匈奴，后因寡不敵眾，戰(zhàn)敗而降。司馬遷和李陵同在朝中，平時比較熟悉。他說：“夫仆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余歡。然仆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基于對李陵的了解，他仗義執(zhí)言，認為李陵“有國士之風”，想為李陵開脫。出乎他意料的是，這幾句話嚴重觸犯了武帝。在武帝看來，為李陵開脫就是為了低貶李廣利，而李廣利的妹妹正是武帝十分寵愛的李夫人。一怒之下，武帝便以“誣罔主上”的罪名把司馬遷“幽于縲世之中”，并判死刑。根據(jù)當時的法律，判死刑的人如能繳納五十萬錢的贖金就可免于一死。司馬遷“財賂不足以自贖”，而以前“左右親近”之人見他身處絕境也唯恐避之不及，讓他感受到了世態(tài)的炎涼。

以贖金免死的路被堵住了，剩下一條活路就是接受腐刑。對司馬遷來說，這實在是奇恥大辱。在生死、榮辱的反復糾纏與交戰(zhàn)中，他終于認識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他想到父親臨終前的殷殷囑托，想到自己作為史官而使“天下史文廢絕”的嚴重后果，如果一死了之，那豈不是“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

于是，他“受宮刑，下蠶室”?？嵝滩粌H給身體帶來永久創(chuàng)傷，更讓人格受到嚴重屈辱，精神也受到無情摧殘。他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宮刑之后，他“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fā)背霑衣也”。然而，就在他于神情恍惚中打開史冊時，他仿佛看到了在歷史長空中的一位位前賢往哲，向他述說著悠久的文明歷程，傳遞著生生不息、剛健自強的生命真諦，分享著歷史長河的波瀾壯闊與千回百轉。不知不覺中，許多前賢往哲在飽受磨難、九死一生中創(chuàng)造出一個又一個歷史文化奇跡的形象在他的腦際越發(fā)清晰和高大起來。正如他后來所總結的，“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fā)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在這些古圣先賢歷經(jīng)坎坷而又百折不撓的“發(fā)憤”精神鼓舞下，在他們?nèi)几喾僦?、嘔心瀝血而書就的中國文化中偉大“元典”的榜樣激勵下，司馬遷把個人生死、榮辱拋到九霄云外，高揚“述往事，思來者”的理想之帆，踏著“賢圣發(fā)憤”的生命逆旅，以自己的血和淚續(xù)寫《史記》。書成之際，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仆竊不遜，近自托于無能之辭，網(wǎng)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仆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字里行間，一種在精神上與古圣先賢同生共死、雖萬被戮而無怨無悔的盎然快意躍然紙上。

如果說西伯、孔子和屈原這些中國文化史上一顆顆光照千古的明星重新點亮了司馬遷的生命，使他走出巨大肉體傷痛和精神折磨，擔負“述往事，思來者”的著述使命；那么，他和著血與淚完成的《史記》則把他的這場“追星之旅”升華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一全新的思想高度。正如他所說，“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歷史長河大浪淘沙，只有那些“倜儻非常之人”——為歷史做出過貢獻的人，才能成為后世的榜樣，被后人稱頌。為了讓那些為自己所追慕的古圣先賢長存于青史，為了讓那些“倜儻非常之人”的道德、事功和文章永遠為后世所垂范，司馬遷在《史記》中別出心裁地以“紀傳”這種全新的著作方式狀寫自三皇五帝直至他生活時代的各種人物。在說明“列傳”的寫作緣起時，他特別強調(diào)：“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也即只有那些“扶義俶儻”、為歷史做出過貢獻的人，才有資格進入“列傳”。經(jīng)過他的描摹和刻畫，這些“扶義俶儻”的人物，或以“德”，或以“功”，或以“言”，不僅參與了歷史的創(chuàng)造，形象也豐贍而飽滿?！妒酚洝分械倪@些人物穿插著不同時期的典章制度，輔以重大歷史轉折關頭的年表和月表，共同構成了一幅包舉古今、窮極天人的通史畫卷。宋人鄭樵評論《史記》：“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史記》不僅開創(chuàng)了紀傳體史學的著作先河，且因其“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非凡創(chuàng)造力成為中國史學史上一座不朽的豐碑。如果說那些為司馬遷所崇敬、仰慕和追隨的前賢往哲、“倜儻非常”“不令己失時”之人，因為《史記》而名垂青史、光照后世，那么，司馬遷本人也因為在“追星之旅”中完成了偉大的文化創(chuàng)造而與日月同輝。

司馬遷“追星之旅”令人敬佩的原因

其一，太史公司馬遷所崇敬和追慕的那些泰山北斗都是已消逝在歷史長河中的古人。近者相隔數(shù)十上百年，遠者相隔數(shù)百上千年。因此，司馬遷在追慕他們的時候，只能透過文獻、遺物或者民間的口傳材料等間接的途徑。為了打破時空隔絕所形成的障礙，司馬遷忍受著肉體和心靈的創(chuàng)痛，以常人難以想象的毅力“網(wǎng)羅天下放失舊聞”，讀遍“石室金匱之書”，為前賢立碑傳，為來者樹風范。除了廢寢忘食地閱讀，從浩如煙海的文獻中梳理古人的生平事跡外，他還踏訪那些“倜儻非常之人”的足跡、遺物、民間關于他們的傳說等來彌補文獻的不足，盡可能完整地再現(xiàn)他們的一生。例如，為了詳細地寫出大禹治水的事跡，他就曾“上會稽，探禹穴”。為了寫出孔子的一生，他一方面“讀其書，想見其為人”，另一方面則“講業(yè)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沒有這番歷經(jīng)磨難而又癡心不改的功夫，司馬遷不可能成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的美譽。

其二，由于特殊身世和慘痛的人生經(jīng)歷，司馬遷對歷史人物的裁量有其特別的尺度。只有那些“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之人，才能成為他所景仰、追慕的對象。然而，司馬遷也認識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自己所追慕的那些前賢往哲固然是歷史天空的璀璨明星，但并不意味著他們就是歷史的全部。歷史長河是由一個個鮮活的、積極有為的生命才能洶涌向前的。故而，在五十余萬言的《史記》中，既有秦皇漢武，又有先秦諸子；既有王侯將相，又有刺客、滑稽者流；既有商賈貨殖，又有卜者和布衣。他的《史記》是熠熠生輝的名人堂，也是一曲蕩氣回腸的英雄譜，與之交相輝映的，還有一個個連名字也沒有留下的歷史參與者、普通的社會大眾。

其三，司馬遷雖然崇敬、景仰和追慕那些“倜儻非常之人”，但作為歷史學家，“直筆”是他寫作《史記》的基本原則。因此，他通過史筆活現(xiàn)他心目中的泰山北斗時，總是不虛美、不隱惡，據(jù)事直書，力求真實。“力拔山兮氣蓋世”的項羽無疑是司馬遷心目中“不令己失時者”的英雄。在《史記》中，司馬遷不僅以“本紀”這種專記帝王的特殊形式來敘述他的生平，還以豐富的細節(jié)來描述他的豪情壯志、英雄氣概和能征善戰(zhàn)。在《項羽本紀》的結尾，他評價說：“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杰蜂起，相與并爭，不可勝數(shù)。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一詠三嘆中，不僅寫出了對項羽的敬佩，還對其英雄末路寄予了無限的同情。然而，在他的筆下，項羽嗜殺殘暴、剛愎自用、喜怒無常的性格以及行事，也都一樁樁一件件地寫下。所謂“愛而知其丑”，司馬遷正是本著這種不虛美、不隱惡的“直筆”精神，使得《史記》在問世之初就被譽為“實錄”。對一位歷史學家來說，其著作能被稱為“實錄”，自然是無尚的榮耀。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導）

責編/鄧楚韻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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