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黨的群眾路線統(tǒng)一起來，有效防范了主觀主義作祟

—— 標志思想路線成熟的一個獨創(chuàng)性貢獻

《實踐論》是1937年7月毛澤東在抗日軍政大學的講演稿。毛澤東當時研究和講授認識論中的實踐問題，并不是一時心血來潮，而是要從認識論上來探索和彌補中國共產黨進行中國革命的理論準備不足問題。用毛澤東本人的話說，“是適應于當時的需要而不能不寫的。”

《實踐論》是對“狹隘經驗論”的爭論從理論上做出的系統(tǒng)的答辯和批判

舊中國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由于國情不同，中國革命必須走一條與俄國革命相反的道路，即在農村建立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道路。毛澤東在實踐和理論上正是這個正確方向的代表，但這條道路開始在黨內并不被大多數人所認可。在土地革命戰(zhàn)爭的后期，黨內曾經發(fā)生過一場關于“狹隘經驗論”的激烈爭論，毛澤東被指責為“狹隘經驗論”的代表。紅軍長征到了延安后，毛澤東發(fā)奮苦讀和專研哲學，他說，“不讀書不行呀，人家不是說我狹隘經驗論嗎？”實質上，《實踐論》是對這場爭論的一個總結，是對爭論的另一方從理論上所作的系統(tǒng)答辯和批判。

《實踐論》是經過了毛澤東長時間理論思考，反復醞釀而形成的。早在1930年5月，為了批判紅四軍中某些領導人的唯心主義先驗論，用唯物主義反映論教育黨員和干部，毛澤東就寫出了名作《反對本本主義》（原題是《調查工作》）。文章開頭就提出一個重要的命題：“沒有調查，沒有發(fā)言權。”在編輯《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時，這篇文章已經散失。到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又重新找到。中共中央在1961年3月把它作為中央文件印發(fā)給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qū)黨委。毛澤東特地為它寫了一段說明：“這是一篇老文章，是為了反對當時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而寫的。那時沒有用‘教條主義’這個名稱，我們叫它做‘本本主義’。”在《反對本本主義》文中，毛澤東提出對待“本本”要有正確的態(tài)度，為什么說馬克思主義是對的？為什么我們歡迎這個理論？決不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創(chuàng)始人馬克思是什么“先哲”、天生的圣人；而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能夠指導我們的實踐斗爭，馬克思主義在我們的實踐斗爭中已被證明是對的，我們的斗爭需要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這是唯物主義的態(tài)度。而本本主義則相反，“以為上了書的就是對的”，生搬硬套馬克思主義書本上的詞句，根本不去對實際情況進行調查，這是唯心主義主觀主義的方法，也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態(tài)度。1936年12月，毛澤東又寫了《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研究革命戰(zhàn)爭的認識論，指出對戰(zhàn)爭的規(guī)律必須經過兩個過程：一是制定戰(zhàn)爭的計劃。“指揮員的正確部署來源于正確的決心，正確的決心來源于正確的判斷，正確的判斷來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偵察，和對于各種偵察材料的聯貫起來的思索。”二是執(zhí)行戰(zhàn)爭的計劃。“認識情況的過程，不但存在于軍事計劃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軍事計劃建立之后。當執(zhí)行某一計劃時，從開始執(zhí)行起，到戰(zhàn)局終結止，這是又一個認識情況的過程，即實行的過程。”關于戰(zhàn)爭認識發(fā)展的兩個過程，后來演化成《實踐論》中通過實踐這個基礎，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的過程和從理性認識回到實踐的過程。毛澤東還有十六字口訣形象地描述了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的過程：“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這些論述都為《實踐論》寫作提供了充足的理論準備。

《實踐論》是為反對黨內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尤其是教條主義而作

《實踐論》重點是對兩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特別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的經驗進行總結，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武裝廣大干部，以迎接抗日戰(zhàn)爭新階段的到來。兩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有許多經驗值得總結，最重要的是要找出導致革命遭受挫折的根本原因，特別是找出共同的帶規(guī)律性的東西，這只有從認識論上加以總結才能做到。毛澤東認為，兩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的受挫，問題主要都出在黨內，特別是出在黨的領導層。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和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是導致兩次革命受挫的元兇。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機會主義雖在政治上表現不同，但在思想路線上有其共同點，這就是背離實事求是，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理論脫離實際、主觀背離客觀；因而提出了與中國國情不符、混淆社會矛盾的路線、方針、政策。毛澤東一貫認為，在中國革命的過程中，面對的最大敵人，不是蔣介石和國民黨反動派，而是黨內的主觀主義，因為主觀主義是思想懶漢，他們不知道“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tǒng)一起來”，“這種反科學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

《實踐論》寫作目的很明確：就是反對黨內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尤其是教條主義。黨內的教條主義者無視中國的國情，否認革命實踐的重要性，拒絕中國革命的經驗；他們割裂理論和實踐的辯證關系，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教條到處套用，去嚇唬人們，導致革命事業(yè)的屢屢失敗。《實踐論》是在總結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國情和中國革命規(guī)律的實踐基礎上形成的，它飽含中國人民革命實踐的成功和失敗的種種經驗和教訓。由于中國革命的敵人強大，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發(fā)展的不平衡，決定了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艱巨性。這種長期性和艱巨性，決定了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國情和中國革命規(guī)律的認識，不是一次能夠完成的，而必須經過一個從實踐到認識，又從認識到實踐的多次反復過程，它又是以大量的事例活生生地向人們顯示了人類認識發(fā)展的規(guī)律性?！秾嵺`論》就是中國革命的認識論，就是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就是黨的群眾路線。

《實踐論》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個獨創(chuàng)性貢獻

為了駁倒教條主義，毛澤東把認識論定位為實踐論，即從認識高度上總結中國革命的實踐經驗。他在《實踐論》中闡明了認識和實踐（中國哲學稱之為“知和行”）的辯證關系，主要體現在這么幾個方面：第一，知和行統(tǒng)一的基礎是社會實踐。第二，系統(tǒng)地闡明了實踐在認識中的作用。第三，知和行的統(tǒng)一是辯證發(fā)展的。第四，知和行的統(tǒng)一就是人們獲得真理的過程。第五，揭示了認識發(fā)展的總規(guī)律。

《實踐論》在延安整風運動中還導引出一個重大的理論成果，就是把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黨的群眾路線相統(tǒng)一，科學地闡明了“從實踐到認識，從認識到實踐”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兩個過程的一致性。這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個獨創(chuàng)性貢獻。他說：“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tǒng)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tǒng)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huán)，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這段話體現了黨的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與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是一致的。它表明：群眾是社會實踐的主體，也是認識的主體。“從群眾中來”，是在實踐的基礎上從感性認識能動地飛躍到理性認識，就是將群眾分散的不系統(tǒng)的意見，化為集中系統(tǒng)的意見；“到群眾中去”，是理性認識能動地飛躍到實踐，是將集中起來的正確意見，化為群眾的自覺行動，并在實踐中檢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堅持不斷地“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從認識上說也就是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循環(huán)往復，以至無窮。

為了更有效地貫徹和落實黨的群眾路線，毛澤東創(chuàng)立了一整套關于調查研究的理論和方法。首先，必須樹立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其次，要向人民群眾學習，“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再次，調查研究“是長期的。今天需要我們調查，將來我們的兒子、孫子，也要作調查，然后，才能不斷的認識新的事物，獲得新的知識”。

《實踐論》是打上了中國烙印的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是中國共產黨人學習研究所得的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毛澤東所面對的認識對象與馬克思、列寧都不同，既不像馬克思那樣要創(chuàng)立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也不像列寧那樣要維護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唯物基礎，他所要解決的是黨內如何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經驗的兩種截然不同的認識態(tài)度：是實事求是的還是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經驗主義）的。毛澤東認為，中國革命有著和西歐資本主義國家以及十月革命前的俄國不同的特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是世界東方許多矛盾的焦點，要充分認識中國國情，掌握中國革命的客觀規(guī)律，必須經歷一個從實踐到認識，又由認識到實踐的反復的過程，這就需要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若干基本原理的指導，同時，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本原理也需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做進一步的充實和發(fā)展?！秾嵺`論》就是這方面的集大成，它在總結中國革命成功和失敗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進行了全面研究和闡述。

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秾嵺`論》對馬列主義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必要性作了充分的哲學論證，對否認這種“結合”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經驗主義）作了深刻的哲學批判，對如何實現這種“結合”在方法論上給予了系統(tǒng)的總結，是中國革命實際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結合的光輝著作。新中國成立后，蘇聯哲學家尤金應邀來華協(xié)助《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出版工作。尤金看了《實踐論》的俄譯本，頗為稱贊，立即送斯大林并建議在蘇聯發(fā)表。蘇聯《布爾什維克》雜志于1950年12月首次發(fā)表《實踐論》，并于12月18日由《真理報》發(fā)表編輯部文章《論毛澤東的著作〈實踐論〉》，在世界上產生了重大影響。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