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黃河和長江流域是中國歷代中原王朝政治和經濟重心所在。持續(xù)頻發(fā)、損失慘重的水患對中國的農業(yè)經濟和民生乃至社會穩(wěn)定都產生了極大影響，也給中華民族帶來的巨大傷痛。“善治國者必重治水”蘊含了中國古人的深刻智慧。今天的治水，已非局限于一地一國，正確認識水情及未來趨勢，客觀分析水情與自然和人類社會發(fā)展的關系，從國家公共事務管理的視角，認真總結歷史的經驗與教訓，科學規(guī)劃，綜合治理，仍任重而道遠。

【關鍵詞】中國古代 治水 抗擊自然災害 【中圖分類號】K207 【文獻標識碼】A

“善治國者必重治水”。面對今年夏天我國南方地區(qū)肆虐的暴雨和滔天的洪水，熟知中國歷史的人應該對這句至理名言所蘊含的歷史智慧和深遠意義有了更深刻的感悟。

從歷史的視角看我國水情與國情

“善治國者必重治水”，是根據中國的自然地理條件和氣候特點而得出的結論。中國的自然地理條件，總體來看，地勢西高東低，河流大多為自西向東流向，黃河和長江兩條主要河流幾乎貫通東西，流域長而廣闊，支流多而曲折，下游形成沖擊平原。東部是核心農業(yè)區(qū)，屬于大陸季風氣候，降水集中在夏季，暴雨頻至，水流宣泄不暢，水患以兩大流域的中下游地區(qū)為甚，河流改道以及為防洪而修筑的人工堤防溢決時有發(fā)生，造成大面積的水患。

古代中國的陸地疆域可以按地形地勢分為六大區(qū)組成，其中東部地區(qū)是人口最稠密、城市最集中的區(qū)域。至少在一萬年以前，中國東部地區(qū)就出現(xiàn)了原始農業(yè)。黃河和長江流域是中國歷代中原王朝政治和經濟重心所在。持續(xù)頻發(fā)、損失重大的水患對中國的農業(yè)經濟和民生乃至社會穩(wěn)定都產生極大影響，甚至有人用“河殤”來喻指黃河在孕育中華文明的同時，也給中華民族帶來的巨大傷痛。

古代中國是以農業(yè)為基礎的國家，核心地區(qū)即是最主要的農業(yè)區(qū)。中國古代農業(yè)具有所謂“靠天吃飯”的特性，風調雨順是歷代百姓祈福的重要內容，正是希望沒有大的水旱災害，以保證糧食豐產豐收，解決基本的國計民生之所需。“龍王信仰”亦是中國古代民眾最普遍的信仰之一，龍王廟成為民間最普遍的建筑之一，無非是祈禱傳說中的龍王保佑風調雨順、五谷豐登、國泰民安。佛教寺廟山門矗立的四大天王（金剛，護法天王），經過歲月的洗禮，被民眾演繹為“風調雨順”的象征。美好的愿望延續(xù)千年不衰，說明水情關乎國情，也關乎民情乃至民心。

中國古代農業(yè)文明的屬性以及東部大陸季風氣候的特點，水旱相肆虐，因此歷代的治水，從廣義上可以理解為：防治水害，興修水利，善用水資源，保護與水生態(tài)，治水與用水有機結合，方為善治水者。“善治國者必重治水”成為歷代流傳下來的經典名言，也是對中國國情水情的概括與總結。

我國歷史上的治水名人與名人治水

“善治國者必重治水”，從歷史上名人治水和治水名人的光輝業(yè)績中可以得到很好的印證。

據不完全統(tǒng)計，從隋朝到1949年的一千三百多年間，黃河曾發(fā)生決溢1593次，發(fā)生較大改道共26次，出現(xiàn)了黃河著名的“六大遷徙”，民間所謂的“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即指黃河水情無常。幾千年來，為治理水患，中國人民付出了艱苦卓絕的努力，涌現(xiàn)出眾多治水名人，也有眾多名人的治水事跡因利國利民而為世人傳頌。

中國歷史上大禹是最早也是最著名的治水名人。上古時代，洪水滔天，河水泛濫，對以農業(yè)為主的古代先民的生產和生活造成極大的危害。大禹的父親鯀治水九年，采用圍、堵、障的方式，“水來土擋”，卻未能阻止水患。堯于是委任大禹繼續(xù)領導和組織治水。禹總結和吸取了父親的經驗與教訓，親自赴各地考察，制訂了順乎水性，改堵為疏，引流入海的治水方案，終于解決了水患難題。大禹是中國古代賦予神話色彩的治水英雄，他堅持在治水一線十三年，“三過家門而不入”，成為歷史佳話。后人還引申總結了“公而忘私、民為邦本、科學創(chuàng)新”等大禹治水精神。

春秋時期楚國令尹（相當于宰相）孫叔敖，為治理淮河以南的水患，修建“芍陂”，史載“灌田萬頃”。當地民眾在芍陂北堤建有孫公祠，以紀念他的偉大功績。

戰(zhàn)國時期魏國人的西門豹，魏文侯任其為鄴令，他大刀闊斧，懲治地方惡勢力，破除河伯娶婦的神話，帶領民眾治理漳河，開十二渠溉田，使農業(yè)得到恢復和發(fā)展，鄴城遂成為民富兵強的重鎮(zhèn)，為魏國的崛起和稱霸中原做出了貢獻。漳水十二渠也被當地民眾稱作“西門渠”。

戰(zhàn)國時期，成都平原常年遭受水旱災害，“人或成魚鱉”（李白《蜀道難》）。巴蜀地區(qū)（今四川）作為秦國重要的戰(zhàn)略基地，必須經營好。秦昭王任命李冰為蜀郡太守，他在常年為害的長江水量最大的支流岷江流域，大舉興修水利，舉世聞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就是他和兒子二郎在前人開鑿的基礎上共同組織主持修建的。整個工程歷時八年，二千年來一直發(fā)揮著防洪灌溉的作用。李冰父子受到歷代民眾的瞻仰與膜拜。

東漢時期會稽太守馬臻，為使會稽山北部平原免遭洪水之苦，主持修建的鑒湖水利工程，東至曹娥江，西至錢清江，全長127里，周回358里，百姓得灌溉之利，惠及近萬頃農田。被稱為中國水利史上最早最大之水利工程之一。宋人王十朋有詩云“杭之有西湖，猶人之有眉目；越之有鑒湖，猶人之有腸胃”。馬臻去世后，民眾將其骸骨運回鑒湖，建墓立祀以紀念之。

元朝的郭守敬是著名的水利專家，他為水利事業(yè)走遍半個中國，主持和完成大小百余處河渠泊堰的治理，尤其對元大都水利的建設貢獻尤為重要。主持開發(fā)當時為大都水源的白浮堰，開通惠河，使京杭大運河得以修復和通航。據史載，北京積水潭曾經是漕運的總碼頭，帆檣如林。今天，積水潭西北的匯通祠（明），建有郭守敬博物館，以紀念這位偉大的治水科學家。

明朝的潘季馴，被譽為世界水利界的泰斗。他先后四次出任總理河道都御史，主持治理黃河和運河。在長達27年的治水實踐中，發(fā)明了“束水沖沙法”，以河治河。他的治河思想與實踐堪稱經典，也為后世“治黃”工程所借鑒。

歷史上的名人治水也多為人樂道。

唐代大詩人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期間（822-825），為西湖清淤，疏浚老井，增設閘門，加高堤防，不僅擴充了水源，也保證了周圍十萬畝良田的灌溉。離任時，“杭老遮車轍”依依惜別。

宋代大文豪蘇軾，北宋元祐五年(1090)任杭州知州，距白居易為西湖清淤已經過去了二百六十多年了，西湖沉積的淤泥仍然困擾著杭州民眾，嚴重影響著生態(tài)環(huán)境和農業(yè)生產。蘇軾繼續(xù)率領民眾疏浚西湖，并利用挖出的淤泥筑成一條貫穿西湖的長堤，有六橋相連，后人稱之為“蘇（公）堤”。“蘇堤春曉”被列為西湖十景之首。蘇軾的治水既有理論也有實踐，撰有《熙寧防河錄》《禹之所以通水之法》《錢塘六井記》等水利專著，主持和參與了多項水利工程。“東坡處處筑蘇堤”，他一生筑過的長堤就有三條，除杭州西湖外，還筑有潁州（今安徽阜陽）西湖蘇堤和惠州（今廣東惠陽）西湖蘇堤。蘇軾在文學上的巨大成就和盛名，似乎掩蓋了他在治水領域的功績，但“處處蘇堤”正是百姓心中的豐碑。

北宋初年著名改革家范仲淹，在泰州（今江蘇）修建的捍海堰，綿延數百里，抵御了海潮，保護了農田。當地民眾將其命名為“范公堤”，并建造范公祠以祀之。

因虎門銷煙而聞名于世的林則徐，也是治水能臣。他曾出任清道光朝東河河道總督，領導和組織了多項水利工程，興修浙江、上海的海塘、太湖流域各主要河流等水利工程，治理運河、黃河、長江等。

歷史上的名人治水和治水名人不勝枚舉，更值得紀念和敬仰的是那些幾千年來為水利事業(yè)付出艱辛汗水甚至獻出生命的默默無聞的廣大勞動者。

治水與治國同樣具有系統(tǒng)性、持久性、制度性

“善治國者必重治水”，是指水患是關乎中國歷代治國安邦、國計民生的關鍵因素，也點明了治水與治國同樣具有系統(tǒng)性和持久性，也同樣具有艱巨性和挑戰(zhàn)性。“興水利，而后有農功，有農功，而后裕國”（清·慕天顏），深刻闡明了治水、農業(yè)生產與國家經濟進而與國家政治穩(wěn)定的關系。將治水與治國聯(lián)系起來，中國歷史上也不乏例證。“盡道隋亡為此河”（皮日休《汴河懷古》），這個河，指的是隋煬帝征發(fā)數百萬民工修鑿的運河，目的是溝通南北運輸線，連接自西向東流的五大水系（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因工程浩大、持久、涉及面廣，征發(fā)無度，因此有人把盛極一時的隋朝的滅亡與運河的開鑿作為直接的因果關系聯(lián)系起來。“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動黃河天下反”，說的是元朝享祚不到百年，黃河泛濫的頻率卻甚于其他王朝，屢次決口，官府遂強征民夫堵塞決口，修治堤壩。元順帝時，山東曹縣境內黃河白茅口決堤，河水溢出宣泄南下，南下侵奪淮河河道，使整個淮河流域成為整個黃河泛濫最重的災區(qū)，起義的組織者則借這句人為制造的典故，利用治河民工聚集的機會，發(fā)動了大規(guī)模的起義，最終導致了元朝的滅亡。

因此，也有人說“治國必先治水”。治國需要完善的制度建設和保證，治水也同樣如是。中國古代治水不僅僅是治理水患，還包括興修水利，變水患為水利，利用天然水道，修鑿人工水道，保持生態(tài)環(huán)境……因此，治水與治國都屬于系統(tǒng)工程，需要科學規(guī)劃和綜合治理。中國古代與治水有關的制度建設，逐漸建立和完善。興水利，除水害，防災、抗災、賑災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當然也包括其他自然災害的防治。

唐朝以前，經濟重心在北方中原地區(qū)，而中原地區(qū)深受黃河水患之害。唐朝歷經的7—9世紀，是黃河的安流期，這一時期黃河相對安穩(wěn)，沒有大的溢決和大規(guī)模的改道發(fā)生，唐朝盛世的出現(xiàn)也與水害的減輕有關。但水患并未根除，興利除害仍然是國之重事。

唐朝的最高行政機構是尚書省，下轄六部，其中工部四司中設水部司，專門負責河渠、漕運、灌溉、水運等與水利相關的政令。水部下發(fā)到地方的專門管理水務的政令——《水部式》殘卷（P.2507，原卷現(xiàn)存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在敦煌文書中發(fā)現(xiàn)了，是迄今中國最早的水利法典，對水資源的管理和使用都有具體規(guī)定。在敦煌還發(fā)現(xiàn)了根據《水部式》基本原則制訂的《沙州敦煌縣地方用水溉田施行細則》（或《敦煌縣行用水細則》（P.3560，原卷現(xiàn)存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以及多件與當地管水、用水有關的官文書，說明唐朝自上而下，有一套嚴密的管水、用水法令法規(guī)，有一套完整的地方水利管理系統(tǒng)，不僅層級明確，甚至落實到每戶的職責及每段水渠的責任人。官方設都水令，基層設有平頭、渠頭、斗門長，而民間組織有“渠人社”。官方與民間結合，自上而下，團結互助，共同應對。同時，唐朝從中央到地方還有一套監(jiān)察系統(tǒng)監(jiān)督各地水利的興修、管理及其使用。此后各個朝代，治水用水體制不斷加強和完善。

中國國土面積廣闊，治水需要有全局理念和全國一盤棋觀念，是一個綜合系統(tǒng)工程，不僅是治理洪澇，也同時治理旱災，因兩者會交替或同時發(fā)生；南北水情不同而又相通。由于農業(yè)生產受自然災害影響非常大，在治水的同時，政府形成一套完備的防災、抗災、救災、賑濟、蠲免、儲備（義倉）、赦囚等制度與體系，也形成了“耕三余一”的儲備及備荒理念。因此，因地制宜，因勢利導，防治結合，疏導一體，科學規(guī)劃，制度保證，官民協(xié)力，綜合治理，正是中國歷代給后人留下的寶貴治水經驗。

今天的治水，已非局限于一地一國，正確認識水情及未來趨勢，客觀分析水情與自然和人類社會發(fā)展的關系，從國家公共事務管理的視角，認真總結歷史的經驗與教訓，科學規(guī)劃，綜合治理，仍任重而道遠。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責編/谷漩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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