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稅大禮包如期而至。

4月1日下發(fā)的《關于深化增值稅改革有關政策的公告》顯示，增值稅一般納稅人發(fā)生增值稅應稅銷售行為或者進口貨物，原適用16%稅率的，稅率調整為13%；原適用10%稅率的，稅率調整為9%。

“高興沒幾天，我們就看到沃爾瑪（Walmart）這些大型商超在系統(tǒng)里把供貨價直接下調了2.6%，理由就是國家降低了增值稅。”全國人大代表、某上市公司董事長林樂（化名）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另一位全國人大代表，一家食品制造企業(yè)的董事長王武（化名）也說，降價2.6%，相當于把制造企業(yè)本來應該獲得的減稅紅利，全部裝進他們零售商自己口袋了，“大不了不供貨！”

一時間，減稅與降價的爭議引發(fā)關注。

“沒想到減稅力度這么大”

4月1日，一家食品制造企業(yè)的銷售人員當天接到了某大型商超的電話通知，告訴其產品含稅供貨價下調2.6%。震驚之余，他很快發(fā)現(xiàn)，這并非愚人節(jié)的善意謊言。

相對而言，電話通知算得上文質彬彬的做法。據(jù)媒體公開報道，有供應商在華潤萬家的銷售系統(tǒng)中發(fā)現(xiàn)，含稅供貨價被對方直接調低了2.6%。

為何是2.6%？林樂一邊解釋，一邊拿起筆在稿紙上算賬：以某產品未稅價8.62元為例，減稅之前，加上16%增值稅，含稅價就是10元；減稅之后，加上13%增值稅，含稅價變?yōu)?.74元。

林樂說，“現(xiàn)在，華潤、永輝這樣的大型連鎖商超就要求把之前10元的含稅價降低2.6%，變成9.74元。”

王武也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他的企業(yè)也接到了降價的信息，之所以調價2.6%，就是因為增值稅降了。

林樂說：“他們這樣做，我們的未稅價就沒有變，制造企業(yè)的稅負相當于沒有變化，國家原本給制造企業(yè)的政策紅利就被硬生生地拿走了。”

這筆賬怎么算？

顯然，假如保持現(xiàn)有的10元供貨價不調整，則林樂的企業(yè)就享受了3%的增值稅下降紅利。不考慮其他因素，以該企業(yè)45%的毛利率計算，能夠享受到的增值稅減稅紅包有多大呢？

算式很簡單：45%×16%=7.2%；降稅后，變?yōu)?.85%；再加上教育附加與城建附加稅相應的減少，該企業(yè)利潤率增加1.485%。全年營收30億元，該企業(yè)有望增加凈利潤4455萬元。

“真沒想到減稅力度這么大，當時手掌都拍紅了。”林樂回憶當時現(xiàn)場聽總理作政府工作報告時的情形說。

零售商的減稅紅包也不小。零售業(yè)平均毛利率約為25%，則上述10元含稅價進貨的產品，售價為12.5元，增值部分2.5元需繳納增值稅，下降3個百分點之后，就能享受0.75%的紅利。

一家大型商超上市公司董事長曾公開表示，綜合測算，降稅能給其企業(yè)帶來約1個百分點的新增凈利潤。按50億元的營收規(guī)模計算，那就是5000萬元的凈利潤。

關于減稅降費，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答記者問時表示：“這樣做有利于公平，因為按照規(guī)則，各類所有制企業(yè)普遍能從減稅費中受惠，而且政策效率很高，一竿子插到底，直達市場主體。4月1日就要減增值稅，5月1日就要降社保費率，全面推開。我看還沒有其他辦法比這種辦法給企業(yè)帶來的感受更公平、更有效。”

減稅是否就要降價？

既然鏈條上的各方都能從減稅中獲利，那么，零售商為何要求供貨商降價？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馮俏彬認為，增值稅是價外稅，稅率下降了，就應該傳導至下游，各鏈條上的銷售價格就應該跟著下調，當然，最終的零售價格也應隨之下降。

王武介紹，其合作的零售商給出的理由是：國家降了稅，供應商就應該讓利給零售商，零售商再把這個紅利讓給消費者，在終端產品降價。

某上市公司分管營銷的副總經理劉先生向《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展示的供貨單上，公司向零售商的供貨價格已經下調2.59%，但是，他發(fā)現(xiàn)，對方超市里零售價格并沒有跟著下調。

對此，一家大型商超的高管劉剛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降稅以后，其商超里的一萬多種商品最近都在降價，“整個產業(yè)鏈條上，大家都能享受到減稅紅利，每個環(huán)節(jié)都不一樣。如果終端不降價，那就是耍流氓了。”

對此，林樂并不認可。他認為，商超對價格的控制要從全年來看，“他們有定價權，有時候做特價活動，有時候又恢復原價，或者上調價格。我估計，全年的價格并不會下降。”

遇到減稅的情況，國外企業(yè)又是怎么做的呢？馮俏彬教授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減稅后降價，其實在發(fā)達國家是很成熟的傳導鏈條，他們的做法就是跟著降價。之前，我國增值稅從17%下降到16%，蘋果、大眾、沃爾瑪?shù)绕髽I(yè)就跟著做了價格調整。”

據(jù)《中國經濟周刊》記者了解，沃爾瑪、家樂福等外資零售企業(yè)與國內供應商簽訂的供貨合同一般是未稅價合同，不管稅負多少，直接在未稅價的基礎上增加稅點即可，各方的爭議相對較小。

華潤萬家有關人士也稱，系統(tǒng)調整的是含稅價，未稅價格保持不變。

劉剛則表示，減稅是一個系統(tǒng)內的利益調整，全社會都享受紅利，不是某個環(huán)節(jié)獨享，也沒有誰能夠獨享。

價格傳導機制與利益博弈

面對降價爭議，各方如何協(xié)調？

林樂說，現(xiàn)在各方都在談判，最終談成什么結果還不知道，一種可能是含稅供貨價不變；一種可能是未稅價不變，含稅價跟著稅率下降；還有一種就是雙方各自讓出一點，共享這個空間。

“降不降價，不存在誰是誰非的問題，也不存在誰攫取減稅紅利的問題，實質是利益的博弈。”馮俏彬說，國內當前的減稅傳導機制還不是很暢通，傳導機制良好的話，就不會有這么大的爭議。

馮俏彬認為，最終形成的結局，還是看供給彈性，看談判能力。“要看在博弈過程中，誰更強勢，誰的話語權更大。”

一家小型供應商說，“大家都怕。”的確，在零售業(yè)，渠道為王，得渠道者得天下，誰都怕失去渠道。

王武透露，當前，供應商與零售商直接博弈激烈，但是，沒有哪家供應商敢直接攤牌，“一旦談崩，就意味著失去一個渠道，失去幾千萬甚至上億元的銷售額。”

“市場經濟下就是博弈，你不降價，別人降價搶占市場份額。” 劉剛的說法更直白。

林樂認為，零售商以減稅為名強行要求供應商降價，涉嫌利用自身在渠道方面的強勢地位，甚至是寡頭壟斷地位，壓榨供應商。

對這一點，王武感慨，多年來制造企業(yè)始終處于非常弱勢的地位，“大型商超對利潤控制就是切香腸，一點點切下來，切到極限，制造商玩不下去，就只能退出。”

王武稱，其產品主要走自建渠道，對商超依賴程度并不高，“實在談不下來，我們就退出來。”他推崇格力電器在與蘇寧、國美等渠道商發(fā)生矛盾時的表現(xiàn)。“格力一度退出國美，自建銷售渠道，獲得渠道的主導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