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堅持走“綠色民生”發(fā)展之路，是新時期我國經濟發(fā)展與民生改善相互循環(huán)的重要舉措。通過法治化的思維和方式，能夠保障“綠色民生”建設的制度規(guī)范性和動態(tài)靈活性。因而，法治化是我國建設“綠色民生”發(fā)展的關鍵選擇。

【關鍵詞】法治化   綠色民生   社會參與        【中圖分類號】F120.4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了未來我國的發(fā)展要堅持“創(chuàng)新、協(xié)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fā)展理念。要實現健康發(fā)展，民生領域必須取得突破進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項長期工作，沒有終點，只有連續(xù)不斷的新起點，要實現經濟發(fā)展和民生改善良性循環(huán)。因此，只有堅持“綠色民生”，才是保證這種可持續(xù)、可循環(huán)性的關鍵。當然，我國“綠色民生”建設也會面臨一系列體制困境亟待解決，這就需要用法治的手段加以引導和修正，促進我國“綠色民生”建設保持在“綠色車道”上。

法治化是“綠色民生”建設的首要保障

長期以來，我國民生社會的發(fā)展往往滯后于經濟發(fā)展，經濟與社會在發(fā)展過程中往往得不到良好協(xié)調。樹立起綠色的民生觀，賦予民生保障內容、形式上的具有權威、穩(wěn)定性質的制度認可，是促進我國民生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重要保證。綠色民生，可以作為一種“以人為本”的底線性民生制度，它反映了我國經濟發(fā)展和民生建設的協(xié)調性，體現了宏觀經濟指標和居民幸福感指數協(xié)同增長，是一種具有可持續(xù)發(fā)展能力的民生。

當然，我國建設現代化社會的經驗也表明，“綠色民生”的建設也會受到外界環(huán)境的約束，綠色民生離不開經濟、法律、政府等多重手段的配合與調控。由于法律手段更具穩(wěn)定性、普遍性、可預期性，因此它對于“綠色民生”建設更為重要。法治化，是“綠色民生”建設的首要保障。在我國，結構性、累積性的民生矛盾日益顯現，這種矛盾有賴于法治化的手段進行解決。事實上，“綠色民生”建設面臨困境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在社會治理方面存在非連續(xù)性，以及經濟、社會的建設存在非均衡性。所以，在“綠色民生”建設過程中時常會出現法律制度缺失或不規(guī)范等問題，進而會誘導“人治民生”高于“法治民生”的現象作為一種“常態(tài)”而存在。從這種意義上可以看出，要從本質上推進我國“綠色民生”建設，就必須將綠色民生與法治化接軌，使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貫穿整個“綠色民生”建設過程。

但是，從我國現有民生社會建設的相關法律法規(guī)來看，許多民生領域法律法規(guī)都已較為健全，問題就在于這些法律法規(guī)能否在我國民生社會建設實踐中發(fā)揮效能，能否推動“綠色民生”的建設。比如，2015年我國出臺了更為嚴格的《環(huán)境保護法》，意在加強對環(huán)境污染的治理，但是許多地區(qū)水體污染、大氣污染等問題依然突出。這也表明，部分法律法規(guī)因缺乏具體細化的操作規(guī)則而不能“接地氣”。為了補給我國“綠色民生”建設中的短板，政府部門應做到因地制宜，對政策法規(guī)等作相應的調試。在不偏離“綠色民生”建設的前提下，合理運用法治化思維和方式，發(fā)揮法治的自有衡量空間作用，這對“綠色民生”的建設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國建設“綠色民生”，對法治化思維和方式具有較強的內生依賴性。要實質性地以法治化思維和方式來推進我國“綠色民生”建設，必須努力做好以下三大結合。

以法治化推進“綠色民生”建設，須做到法治思維與邏輯思維相結合

法治思維不僅表現在對法律法規(guī)知識的累積，同時還表現為在實踐過程中對可操作性、現實性的把握。法治思維的第一層便為對法律法規(guī)的認知判斷，這種認知與經驗認知存在本質區(qū)別。經驗認知在民生需求上是一種對民生性質、民生狀態(tài)的分析，這種認知往往側重情感性而缺乏確定性。但是，法律法規(guī)認知就是以既有法律法規(guī)為基礎的運用，具有科學性、嚴密性、專業(yè)性、合法性等特點。我國地方政府若能堅持法治思維，合理運用法律法規(guī)進行認知判斷，執(zhí)行法治化的民生建設任務，便能有效推進“綠色民生”建設。

單純通過法律法規(guī)認識和判斷，還是無法充分解決法治下的民生領域的棘手問題，還需要結合邏輯思維來共同應對。所以，法治思維的第二層便為邏輯思維，這種思維就是通過法治化的原則，運用邏輯推理來分析民生領域的各種問題，得到相應解決方案。在我國“綠色民生”的建設下，無論是生態(tài)環(huán)境治理、社會民生協(xié)調、綠色經濟發(fā)展等都會面臨一系列復雜的矛盾，特別是當前雖然民生利益訴求方面整體上存在趨同性，但是民生利益訴求方式復雜多樣，例如小范圍沖突、“釘子戶”等問題。這不僅需要地方政府通過法律法規(guī)認知和判斷，還需要綜合其他因素進行邏輯分析，提供法治化的民生決策方案。

以法治化推進“綠色民生”建設，須做到政府的法治化決策與社會共同參與相結合

法治化不僅僅是一種國家的法律信仰，還是一種實現“法”的精細化過程。科學的法治化決策，是決定我國“綠色民生”健康、協(xié)調、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前提。在我國綠色民生的建設上，政府進行法治化決策，首先必須要立足我國民生社會的實際，實地摸清民生需求、民生情感、民生態(tài)度、民生幸福程度，尤其在一些專業(yè)的領域還需要專家參與其中共同決策。其次，法治化決策過程中，對綠色民生的投入成本、預期效益要有充分把握，確保法治化決策具有可接受性與可操作性。此外，政府法治化決策要遵循公開、公正的原則，切實開展社會化公示與聽證，促進地方政府的民政制度紅利供給同民生實際需求充分結合。

政府主導的綠色民生決策，也需要有社會的共同參與。實際上，利益相關者的共同參與，對我國“綠色民生”的法治化決策具有重要影響效應，法治化決策過程實質上可以看成是政府權力與公民權利相互協(xié)調的一個持續(xù)性過程。社會的共同參與程度越高，那么對地方政府決策的支持與配合程度也越高。所以，在我國“綠色民生”的建設過程中，中央及地方政府要確保受到綠色民生政策約束的所有利益相關者都要參與到綠色民生決策中來，盡量與政府決策達成共識，促使政府最大限度地作出符合民意的法治化決策。

要推動政府的法治化決策和社會共同參與相結合，需要建立社會共同參與的機制，這種機制的建立主要考慮三個方面。首先，要確保包含弱勢群體的各個利益相關群體擁有充分的參與權與話語權。當前，我國農民工就業(yè)、下崗工人安置、農村拆遷、大學生就業(yè)等民生問題方面不能得到有效解決，一定程度上就在于這些利益相關群體得不到應有的話語權。其次，要強化社會有序參與的立法機制，確保利益相關群體參與“綠色民生”建設有法可依。最后，要健全全民回饋機制，廣泛聽取民意、匯集民智。

以法治化推進“綠色民生”建設，須做好民生法治與政策調適相結合

我國“綠色民生”建設，既要通過法律法規(guī)形成制度化的民生社會形態(tài)，也要通過政府政策的調適，為法治民生的自由衡量空間提供制度依據。我國的“綠色民生”建設就是一個可變函數，存在大量的變動因素。所以，為了積極推進綠色民生，就要保證在法治思維和方式的踐行過程中，多賦予一系列權變因素，避免“綠色民生”建設由于法治上的機械化而割斷法治與民眾溝通的關系，導致無法適應新型的民生需求。

通過法治思維和方式，可以有效協(xié)調民生法治和政策調適從而達到平衡，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規(guī)范性和價值性的統(tǒng)一化。首先，“綠色民生”建設的依據和行為都要有成文的法制規(guī)范作為支撐，這是通過法治思維指導“綠色民生”建設的基礎。在我國“綠色民生”建設下，人民對物質、精神、福利、個人發(fā)展等的需求日益提高，因此與之相關的法律規(guī)范就必須介入。其次，通過法治思維和方式，可以合理裁定法治民生的自由衡量空間，合理約束權力使用。我國的綠色民生具有多元、差異、復合等特征，其中必然存在自由衡量空間，因此需要通過法治思維和方式對其進行界定，這就要求把綠色民生的需求和行為劃分為多領域，分類尋找法律依據。最后，在我國“綠色民生”建設中的一些多元化和不確定性領域，政府單方面的法治決策難以滿足科學民生需求，這就需要通過廣泛征集民意，對政策進行調適。

（作者單位：北華大學政法學院）

【參考文獻】

①余敏江：《“綠色民生”觀的政治哲學解讀》，《南京社會科學》，2014年第 9期。

責編/周曉燕  劉芋藝（見習）    

美編/于珊    王夢雅（見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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